从维熙文集




             
    雪落黄河静无声  
 








  黄河,我的母亲!

  难道奔腾着的泥沙就是你的精灵?

  ——作者题记

  八十年代的一封“鸡毛信”

  叶涛:

  久违了。

  接到这封“鸡毛信”之后,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也请你暂时扔下笔,到河滨小镇来一趟——我求求你!

  当然,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因为你要来的地方,是距离在场不远的河滨小镇,它可能引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地上,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

  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当那“四个魔鬼”下“地狱”后,我结束了“候补囚徒” 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件乐事,就是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在浊浪排天的黄河畔,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一边对着瓶嘴饮酒,一边吟着古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希冀着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一天早些到来。老弟!今天回忆起那个镜头来,还使我心醉!

  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我祝愿你有朝一日,文章能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你则祝愿我,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最后,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倾倒进了滔滔黄河!当时,你和我都象孩提一样,激动得哭了!叶涛:你还记得吗?当时,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正驶过黄河铁桥,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瞧着你我两个踯躅于黄河之畔的疯子。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把带长镜头的照像机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

  “拍吧!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拍吧!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

  列车过去了。

  我们沉默了。

  我俩茫然若失地站在黄河之滨,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沉默了很久,你说:“看见了吗?过趟车是开往北京的。”

  “你向往有一王,也坐上这趟火车吧?”

  “这还用问吗?”

  我们坐在河滩上,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告诉你,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还为了陶莹莹。道理很简单,有朝一日,“老右”也许能够群神归位,而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是不会有份的。我舍弃她而回城市,不是有负良心吗?

  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

  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了下来。

  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在你罗曼蒂克的想象中,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象蜜窝窝,因为她美丽温柔,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避而不谈爱情问题,实因我有难言之苦。现在,我的痛苦彻底解脱了,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

  叶涛!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时间,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不用多,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我焦急地等待着……

  十万火急!

  范汉儒

  一九八○年冬

  这根鸡毛,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岁月和珍贵的往事……

  这是一封撩人情思的来信。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十万火急”,而且在信笺当中夹着一根鸡毛,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

  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我采取了比“鸡毛信”更快的办法——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隆隆的车轮奔驰声中,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我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观看着: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呈黑褐色,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还在信皮上谎称: “内有照片,请勿折叠。”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拆开一看,大失所望。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的意思,除了表示他急切地想见我一面之外,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

  列车——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车上没有普通旅客——那是押送“右派”去改造的专列。

  早晨,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厢时,他早已醒了:

  “Good morning Sir.”

  “我不懂英语。”

  “先生,早安!”他对我解释。

  我很奇怪。他好象不是去接受改造,那喜眉笑目的样儿,倒象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

  “奇怪吗?”

  “有点。”

  “笑一笑,十年少。”他笑了。

  他长得并不美,但面部很有特征:前额外凸,表现着他的智慧;嘴唇很厚,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两个矛盾的特点,搭配在一张面孔上,使人感到有点可笑。也许他的脑瓜象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北京人”的年代吧—— 我想。

  “我叫范汉儒。”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跟战犯范汉杰,只差一个字,反 ‘右’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喂!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我说,‘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动派!’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他多大年纪?我多大岁数?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可他们却信以为真,每次批斗我时,必先挂上个序言,‘现在我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汉杰之弟,右派分子……’”

  我被逗笑了,把手伸给他:

  “我叫叶涛!”

  我俩的手,在小桌之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而且正值毕业那年,凤凰坠地变成了鸡。

  “我是属鸡的,六一年阴历三月十三,虚岁该二十八了。”

  “我和你同一个属性。”他说:“只比你小三个来月。”

  “你是六月鸡,比我命好哇!你准会有食吃。”我苦笑着说:“我这三月鸡,草芽还没返青,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还得在雪下刨食呢!”

  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到了那个劳改农场后,我被分配种稻子,他被安排在养鸡房。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鸡房、菜地、果园、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楚苗和稗草,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田野因干旱荒芜了,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所以母鸡“嗒嗒嗒”的下蛋声,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带着贪婪或嫉妒的目光,从我们这块铁丝网转成的圈圈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掌管的富足领地。

  奇怪的是: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就连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瘦得露出青盘的细脖儿,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就象鸡舍旁边打了蔫——但仍然站立着的向日葵。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他总是喜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早上好!先生们!”

  “不知死的鬼!你都快瘦成‘木乃伊’了!”

  “‘木乃伊’对后代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朝打诨的人,以打诨的方式回答,“通过研究我的尸体,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了贡献。”

  “那一箱箱鸡蛋可能治你的干瘦!”

  “可惜它不姓范。”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近视镜,“它们都姓‘公’!”

  “喂!别太‘那个’,递两个过来!”

  “行。我记着这件事。”他煞有其事地拍着大脑门儿,“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下了蛋一定奉送。不但给你两个,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才算罢休。怎么样?”

  “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

  “对不起,那只有咱俩一块变‘木乃伊’吧!”

  由于他豁达诙谐,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领地”时,总要扬起一阵笑声,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

  “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

  “养鸡房就他一个人,难保!”

  “……”

  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使全队为之震惊。他说:“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偷吃鸡蛋吗?你们看——”他举起手里握着的四个鸡蛋,“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这是红眼耗子拉进老鼠洞里的四个鸡蛋;范汉儒硬是用铁锨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老实说,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有一天,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着什么东酉。我想,好个范汉儒哇!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象个知识分子样儿,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我揣摸着那咕嘟嘟响的东酉,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蛋,便一脚踢翻了那只铝锅。我立刻愣住了,滚在地上的是一个个白菜疙瘩,锅底上还有一只扒了皮的红眼耗子。”

  会场默然。

  “他很委屈。我很内疚。我俩在月光下站了很久,我说:这事怨我粗鲁,你把菜头和那只耗子收拾起来,洗一下,重新再煮煮吧!’

  “‘为什么要让我收?’他瞪着我。

  “‘怎么?还要我给你收?’

  “‘当然!’

  “我当劳改队长七八年了,还是第一次碰见这号不识相的犟种。我朝他吼: ‘不是向你承认我作风粗鲁了吗?你……’

  “‘我怎么了?你为什么踢了我的锅,让我自己擦屁股?’他毫不怯懦地回答, ‘明月在夭,是非清楚,该谁收谁收。我养鸡是为国家,不是任何个人随便驱使的奴隶!’

  “我火气更大了,往前迈了两步……

  “‘你要干什么?想打人?’他一动不动地逼视着我,‘我提醒你一句,你的大壳帽上戴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每一个人,都得受它制约。你……你……也不例外。’

  “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一建立这个劳改农场,我就在这儿当队长。我真想狠狠地克他一顿,可就是找不出训斥的理由。我想去拾那几个菜头,就是弯不下腰。这时,范汉儒好象猜透了我这个劳改干部的心思,蹲下身去开始收拾滚落尘埃的菜头;我用手电给他照着亮儿,并抢过锅到水龙头下帮他冲洗……

  “今天,我在你们面前,表扬范汉儒的廉正品质。他宁可用菜头填他的肚子,也不捞公家一星蛋花。这年头,谁不饿?我在这儿对你们讲话,肚子里还‘咕噜噜’ 地直叫唤呢!不信,你们到我家揿开锅看看,清一色的菜头,菜帮子……经我请示场部,这四个鸡蛋给范汉儒了,作为奖励!范汉儒在哪儿?”

  “有。”他迈出队列。

  “拿去!”

  从这天起,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落难的秀才中不缺少捕捉形象的能手,有人给他起了个“六点钟”的外号。意思很简单,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只有六点钟。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这位队长姓姚,脸膛黝黑,为这件事,也赢得了个“黑姚期”的绰号——这是对这位劳改干部的最高褒奖。

  那天散会之后,我是带着笑意进入梦乡的。崇拜廉正,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而“六点钟”的行为,正是中国受难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在这块物质、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

  这大概是个梦吧!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个黑影站在我的面前;接着,我的脸部发痒,我想这一定是顶栅上掉下来的小虫子,在我脸上演穿越“大人国”的旅行,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它——我醒了!我手里攥住的是一根毛茸茸的鸡毛。

  我翻过身去。

  它又在我脸上蠕动开了,同时我耳畔响起嘻嘻的暗笑声。

  “谁?”我猛然坐了起来。

  “嘘——”站在炕沿边的“六点钟”指了指嘴唇,意思是不要惊扰了大炕上其他伙伴的睡眠;然后用下巴颏向我做了个出屋的暗示,似乎有什么机密事情要告诉我。

  室外,月光似水,遍地银白。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太亮了,以致使我几次抬头,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我知道,这是皎月之辉,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如果把我们这一百多人,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他——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为了延续生命,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无所不吃,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青苹果、酸葡萄,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囫轮吞枣地填进肚子。为了挺过饥荒,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返祖”了。而范汉儒守着“聚宝盆”,却没丧失节操,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竹竿,公和私仍然泾渭分明,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铮铮风骨。

  我们坐在一根倒树上。我说:

  “是不是队长对你开了天窗?有什么好消息?”

  “老弟,别异想天开了。你没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喊,要‘加强阶级斗争’ 吗?!丢掉幻想,作长期劳改的思想准备吧!”

  “报丧,干吗半夜把我叫出来?”我快快不快地说。

  “当然有喜事啦!”他两片厚嘴唇向上一翘,露出常见的喜劲儿,“精神营养虽然重要,但绝不万能!要想活得健康,归根到底还得靠物质营养。瞧瞧这个……” 他把一个手巾包摊在我面前,是一堆鸡蛋。

  可借,我当时没带镜子,如果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模样的话,两只眼睛瞪得不会比地上的鸡蛋小多少。我看了半天才惊异地问:“哪儿来的?”

  “你不是在队前看见了吗?”

  “给了你四个……”我数了数,“现在是十四个呀!”

  “这十个也是他给的呀!”

  我审视地望着他:“是不是你学会了三只手?”

  “老弟,你怎么这样看我范汉儒?我……”

  “六点钟”有点动感情了,他摘下眼镜,直溜溜地瞪着我说,“这十个鸡蛋是他家里的母鸡下的,散会以后,他回家特意给我拿来,叫我把这十四个鸡蛋吃了,补补搓板一样的身子。”

  我相信范仅儒的诚实,但是难以理解“黑姚期”的行动。诚然,在队列前向 “右派”坦率地检查他作风粗鲁,已经表现了他超越一般劳改干部的水平;但一个负责改造人的队长,自己肚子还“咕噜噜”叫,却主动拿出也许连自己孩子都舍不得吃的东西,给一个专政对象,则还是罕见的新闻。

  “你不相信?”

  “仅仅是不太理解。”

  “你看,这是他的手巾,上边还印着‘公安’字样呢?”他把鸡蛋抖落在地下,又把手巾展开在我的眼前,“老弟!社会是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过去你是个写书的,应当比我理解得更清楚。人是有情物嘛!要是照你这个逻辑推理,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不早就被打入阴曹地府了吗?可是它一直流传着,你还对我称赞过这部小说哩!”

  “那个典型环境和这儿不一样!”我争辩着。

  “正因为不一样,‘黑姚期’的品质才显得更可贵。”范汉儒对着我耳朵高声说,“我本来死活不接他这兜鸡蛋,他对我发火了,嚷道:‘你是不是嫌太少?这是两只母鸡一个星期下的蛋。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不是给你解馋的,是为了你能活着出去,懂吗?’叶涛,不知为什么,我鼻子发酸,‘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

  我沉默了。

  他也若有所思。

  “将来如果我还能拿笔,我一定不漏下这个‘黑姚期’,这个人物可很有嚼头……” 我对着一轮明月,内心十分感慨。

  “能忘了我吗?”他指着自己的脑门。

  “忘不了。”我笑了,“但你这‘六点钟’可是个反面典型,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后代人挖出你这具‘木乃伊’来,‘可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怪话要讲,活还得干。”他磕开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我,“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别说这些抽象的东西了,吃!吃了就能活下去。‘二一添作五’,咱俩一人七个。”

  “单数不吉利。”我推给他一个鸡蛋。

  他反而滚过来两个鸡蛋。

  我把这两个鸡蛋又推了回去:“你是‘鸡倌’,理应你多吃两个。”

  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用手指叩打着大脑门说:“对了!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正好是我的生日。让我们这两只属公鸡的,永远记住今天头上的月亮,永远记住在劳改队的这次夜宴吧!”

  这,就是范汉儒把一根羽毛,卷在信笺之内的寓意所在……

  有两性生存的地方就有爱情。“大劳改”和“二劳改”的罗曼史就是

  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的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保定早已被甩在后边……

  石家庄又风驰而过……

  列车闯出了长长隧洞……

  列车开进了高山峡谷……

  回忆多么象山上火车留下的白烟啊!列车走到哪里,它跟随到哪里,就好象那缕缕白烟是范汉儒的影子,始终浮现在我面前,萦绕于心扉之间……

  我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充满了零乱的遐想。瞧!列车留下的烟和云拥抱了,它们很快在大自然里融为一体。按道理讲,生命元素相同的物质,都是会合二为一的:烟和云!云和霞!霞和气!气和水!水和烟……以此类推,周而复始。但是为什么范汉儒和陶莹莹却违反了这一自然法则呢?他和她的分子排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俩在苦难中萌发了爱,象天上的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一样苦等,三中全会已经为他和她搭了鹊桥了呀!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反而来信向我告急呢?怪事!

  “十四个鸡蛋的夜宴”之后,约摸过了三、四个年头——我们虚弱的身体已经复原时,“六点钟”结识了陶莹莹。“事不如意常八九”,偏偏在我们的扇面胸膛增加肌肉的时刻,我们失去了最可贵的东西——“黑姚期”调离了这支劳改队。接替“黑姚期”队长职务的,是个部队复员下来的班长。他姓崔,是个四川人,白净脸,淡眉毛。这个满口“啥子啥子”的白面书生,既没有“黑姚期”的热诚,也没有“黑姚期”的直率。他总用眼角瞟着我们,似乎这儿的一个个“右派”,都是一得到机会就会演“火烧草料场”的林冲。如果有人对他的训话做一个统计的话,他嘴边带出多少家乡方言“啥子”来,就会有多少“反革命”和“啥子”作伴:“你们是啥子东西?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啥子右派?是‘反革命’右派!你们是啥子地方来的都有,不管是啥子地方来的,都是地地道道不掺假的‘反革命’。 ‘反革命’该干啥子活儿?下水塘耙地种谷。是啥子人叫你于养鸡的活儿?‘反革命’养的鸡,下的蛋都有‘反革命’味儿。从今天起,你……你……叫啥子姓名来着?对!对!你叫范汉儒……从今天起,你就别给我养啥子鸡了!那些鸡叫不是 ‘反革命’的刑事犯去养。”

  完了。

  在劳改农场闻名遐迩的范汉儒,莫名其妙地被摘去了“鸡倌”的乌纱帽。他去鸡房搬行李时,这位姓崔的“啥子”队长,象范汉儒的贴身马弁一样,紧紧地跟随他形影不离。本来,“六点钟”知趣一点,夹起行李就走也就完了;可范仅儒是个 “犟种”,告别鸡舍之前,偏要去看看那些“来亨”、“澳州黑”和“芦花翅”。范汉儒惜别似地招呼它们:

  “‘大黑’!飞过来!”

  “‘二黄’,来,让我最后看一眼。”

  “‘花姑’!我要走了,我们换了队长,你们也要换爹娘了!”

  “你这是讲的啥子话哟?”被“右派”们很快授予“催命三郎”绰号的崔队长,心中早已不耐烦了。此时,他那个嗅觉灵敏的鼻子,似乎从“六点钟”和鸡舍的诀别词中,闻出了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扬起双臂,把围绕在范汉儒身旁的鸡群轰开,朝范汉儒嚷道,“你是不是对调你去水田不满意?”

  “满意。”范汉儒说,“我只想向崔队长提一个问题。你不叫我养鸡了,我是磨盘上的驴——听吆喝的,只是你说我养的鸡下的蛋都‘反革命’味儿,这可是违反遗传科学的。按队长你的说法,调个盗窃犯来养鸡,下了蛋是不是也会有股子贼腥味儿?”

  “你反动——

  “你是‘反革命’——

  “你是加双料的‘反革命’!”

  “催命三郎”讲不出个道道来,但政治帽子却非常富有。他一连给范汉儒戴上了一摞帽子还不算,还在全体大会上,号召所有成员加强对他的监督。范汉儒—— 这个被“黑姚期”看成鸡群中凤凰的人,在“催命三郎”眼里成了一只秃尾巴鸡了。

  我们都为此愤愤不平:几年来,范汉儒为研究养鸡,付出了一腔热血;他为农场贡献了数以万计的鸡蛋,可是他自己的收获却是个零。全场各队谁不知有个大脑门的鸡倌?他顶风冒雨去各个队传授养鸡经验。就连男号从来不许涉足的女队,范汉儒也常来常往。“黑姚期”信任他,给他恢复了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智能。而这位“啥子”队长一来,范汉儒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催命三郎”那只“左视眼”,发出如同新式武器中的激光,一下把范汉儒的存在和他创造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六点钟’,别难过了。”晚上收工回来,躺在人挨人的大炕上,我安慰他说,“天有阴晴,月有圆缺,碰上这种东西,算咱们倒霉!”

  他两眼看着房顶。一动不动。

  “怎么了?你把荣誉看得那么重?”

  他还是若有所失地圆睁着两只眼睛。

  “你小子那点豁达劲儿跑哪儿去啦?”我捅了他一拳。

  “唉!”范汉儒长吁一口气,“我该怎么对你说呢!养了几年鸡,我当然眷恋鸡房。可是你不知道,还有比那些长翅膀的,更值得我眷恋的东西。这些事情我都没对你说。”

  “我知道,你想‘黑姚期’。”

  “全队都想。不是这件事。”他摇摇头。

  “这么说……是你独家独想的了?”

  “对了。”

  “我猜着了,二八月猫闹春,你大概是想起反‘右’前,爱你的女性函数了吧?”

  他不安地蠕动了一下身子,舔舔厚厚的嘴唇,苦笑着说:“你瞧我这副模样,是姑娘追求的目标吗?不过,你猜的已经贴边了……不,还得说是个未知数。”

  “那么说,你是有目标的了?”

  “象一团雾。”他马上修正,“不,比雾还模糊。”

  “你跟我打什么哑谜?”我用胳膊支撑起身子,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的脸, “忘了我们属鸡的同庚——”

  “嘘——”他一下把我拉平了。

  崔队长来查夜了。过去,“黑姚期”来查夜时,人们对他毫无防范;看书的,写字的,各随各便。崔队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没收所有成员的书。不管是文艺小说,还是理工医学都一概照收不误,而且一律不给收条。现在,这群落难秀才的宿舍,已经没有带铅字的纸片了。他还常常在夜里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用眼角那点斜光,打量着每一个没有睡去的成员。现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一下盯在了范汉儒的脸上。他走到我们的炕沿前狐疑地说:“你们说啥子话哩?为啥子见我来又不说了?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在对叶涛发泄你被调离鸡房的不满!”

  我不愿他在我们眼前久留,应付地说:“没有。他没下过水田,分不清稻苗和稗草,正问我稻草和稗草的形状差别哩!队长,明天我们是不是去最边缘的那块水田拔草?”

  我转移他注意力的提问,产生了效力,他下着命令:“明天开展稻田拔草竟赛,中午地头送饭,吃了饭连轴干,啥子龙门阵也别摆了,快快睡觉。”

  他走后,我们继续刚才中断了的谈话,“六点钟”这才向我交代隐藏在他心中的秘密。

  “该怎么对你说呐!也许有人生存的地方,就会产生爱情。你看,我们的祖先原始人,茹毛饮血,围树皮,住岩洞;生活比我们现代人不知要艰苦多少倍。可是他们并不因环境的极其艰苦而停止繁衍后代。”范汉儒摆开“龙门阵”,开始陈述他刚刚开篇的罗曼史,“我真想不到,在这个荒芜的地方,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话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奉‘黑姚期’之命,去一支女劳改队帮助女号鸡舍控制鸡瘟蔓延。她们监舍的周围,不仅有咱们这样的铁丝网,还有岗楼和持枪守卫的士兵。老弟,说实在的,看见这个阵势,我心里有点发怵。可是她们那位姓田的女队长,把我领进‘大墙’以后,却另是一番天地了——咱们这儿到处都是男人,那儿到处都是女人。年老的、年轻的、美的、丑的……老弟!咱们不谈这些‘女儿国’ 的观感,专谈和我命运发生联系的那颗星星。

  在监房角落的一间医务室门前,田队长勒令我停下脚步。

  “陶莹莹!”她向房里喊着。

  “有。”一个身背红十字药箱的年轻女犯,从医务室走出来,低着头站在田队长面前。看样子,她是奉命配合我工作的,早已在医务室待命了。

  “这是来帮助咱们队……”女队长显然在寻找最合适的称呼,她的话在嗓子眼卡壳老半天,才找出了准确字眼,……帮助咱们队控制鸡瘟的劳教人员。关于鸡舍消毒以及给鸡打针、服药等问题,你要听他安排。他是……他是……养鸡能手,他们队养鸡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三;而咱们高达百分之五十七。”

  “是!”她仍然低着头。

  “你服刑后,一直表现不错。”田队长貌似在告诫她,其实在对我发出警告, “要注意监规纪律,不许谈与养鸡无关的事情。”

  “老弟!我真不知这位女队长是什么意思,鸡舍明明在‘大墙’外边,可她偏偏带我到气氛森严的‘大墙’里走了一遭。是信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的方式…… 我头脑里‘轰’地一下明白了,这是对我不言而喻的提示:‘喂!到女监来的男人,应当知道法律是铁的。如果你这个劳教分子,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来,对不起,你也会从‘铁丝网’到这‘大墙’里来的!’我不能不钦佩这位女队长的精明,她顶多三十四、五岁,但是她对我无言的警告已经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很老练的劳改工作干部了。比起我们这位‘啥子’队长,简直没法放在一个秤盘里计算重量。”

  她把我们送出铁门,并没跟我们一块去鸡房,这表明她既对我们明以法纪,又给予我们应当享受的信任。

  我们并排往鸡舍走去。我仰着头,她低着头。在穿过女号的菜园时,正在地里栽瓜点三的女囚,莫不用惊异的目光向我们行注目礼。她们头戴无檐的圆帽,身穿黑色囚衣,大概出于久不见男性的缘故,目光千奇百怪的。当然,有不少女囚用微笑向陶莹莹打招呼;但我理解,那些微笑包含的成分非常复杂:“陶莹莹!你真是鸡群之鹤,谁有和男人一块走路的权利呀?只有你——”“干嘛总低着头,仰起脸来走路嘛,让那大脑门的小伙子看看你,哼!保险他会……”叶涛,这都是我当时的胡思乱想,也许人家比出家的尼姑还厌恶红尘呢!

  “穿过菜园,人渐渐稀疏了,我们只管往前走,谁也不说一句话。每到拐弯的地方,我就主动放慢脚步,好让她快走几步,示意去鸡舍的方向。只有在这一霎间,我才有可能看见她的侧影。她虽然是个医生,但也毫无例外地穿着黑色囚服。由于囚服上下一般粗,因而无法估量她的身材。但有一点我看得十分清楚,也许是由于黑色囚服当作天然底色的原因吧,她微露在外边的每个部位,都白得象雪。”

  “我为了看清她的脸,有意装着系鞋带的样子,蹲在那儿等她回头。果然,我的心思没有白费,她听不见我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我的天响!真想不到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居然会藏着个‘维纳斯’……不,这样形容她太抽象了。你看过电影《柳堡的故事》吗?她那张脸就象那部电影里的女主角的脸庞,不但眉眼都长得很是地方,而且面部线条显得十分柔和——一句话,是个恬静而俊秀的人儿。其实,我面前并没有镜子,但我突然感到我的丑陋。浓重的自卑感一下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我赶忙低下了头。”

  “老弟!人在神不守舍的当儿,往往会闹出笑话来的,就在我那心慌意乱的霎间,出了点不应该出的丑,刚才我对你说了。我蹲在那儿是装出系鞋带的样子,鬼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精神开小差的瞬间,竟将系得好好的鞋带,一下给解开了:当我站起来迈步向前走的时候,她抬了一下圆圆的下巴额,示意我的鞋带真地开了,然后转过身去。我从她微微颤动着的肩膀猜测,她一定是在笑我痴呆。

  “我的脸蓦地涨红了。因为在世界上没有比做了蠢事,又被人家识破了更难为情的事情了。而我的慌乱行为,等于把我的心思,一下都贴到了大脑门上。我能不感到耳根发烧吗?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我索性遮丑地蹲在那儿,使劲系着被我解开的鞋带。我暗暗骂着自己:‘你呀!真是个不怕死的鬼!这是你作罗曼蒂克的梦的地方吗?说不定岗楼上的警卫正朝这里张望呢!你身旁是个什么人?囚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不要看她象个黑衣修女,说不定是个杀人犯哩!不然,为什么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囚衣?’想起这些,我昏热的脑子开始冷却下来,匆匆系好鞋带儿站起身来往前走。

  “我估计此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象块冰。她向我瞥了一眼,对我瞬息间的感情变幻露出了吃惊的神色,吃惊就叫她吃惊吧!我范汉儒虽说也是个‘二劳改’,比她强不了多少,但我毕竟是没穿囚衣的人。严格地说,这个鬼地方我是不该来的,是那阵强台风把我硬卷了过来,叫我这颗草籽在这儿落地生根的。我和她虽然走在一条路上,实则是界限分得清清楚楚。

  “向这边拐弯。”她开口了。

  我尾随着她,一声不吭。

  “那儿就是我们队的鸡房了。”她用手指了指。

  “我淡淡地看了一眼,没有多余的话。

  “你们队养了多少只鸡?”她开始询问我。

  “六百多只。”不回答是不礼貌的。

  “几个饲养人员?”她的话向纵深发展了。

  “一个。”

  “她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就一个?’

  “……”我不愿意重复已经回答过的话。

  沉默……

  好长时间的沉默……

  “显然,她察觉到了我的冷漠,难为情地低下了头。路显得格外漫长了,我们就象两个互不相关的人一样向前走着。荒野里鸟儿在叫,草丛中蚂蚱在跳,就连栖身在水溪里的蛤蟆,都不甘寂寞地唱着属于它们的歌;唯有我们象没有生命的云影,静默无声地向前移动着身躯。老弟!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刚才我还下决心不和她搭讪;可是看见她象霜打了一样的愁楚神色,我忽然怜搭起她来。要知道,尽管她穿着囚衣,可也是个万物之灵啊!人所具有的感情并不因那身囚衣,而同样接受法律的禁锢。我扼杀了她仅有的一点点说话的权利,是不是太残酷了?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尽管没穿她那身囚衣,不也是头顶荆冠被发配到这块土地上来的吗?那你还人面狗脸地在这个女囚面前充当什么圣人?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为了能使我的良心更平静一点,我紧跨了两步,和她走到一条平行线上,主动问她说:“你们鸡房有几个饲养员?”

  “八个女号。”她受宠若惊地抬起头来。

  “你是狱医?”

  “是的。”她立刻恢复了平静。

  “怎么到这大墙圈里来的?”我话刚出口就觉得太唐突了,“算了,就算我没问,我不该问你这个问题,因为监规纪律中规定,是不许你谈自己案情的。”

  她思忖了片刻,警觉地看看周围,低声地说:“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刚刚在医学院工作一年,就赶上了反右……”

  “你也是右派?”

  “嗯!”她从我问话的“也”字中,闻到什么气息,惊异地望着我说,“你……”

  “我们是同类。”我顿感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我是学外语的,我叫范汉儒,汉族的汉,书生的儒。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华民族一个腐儒的意思。”我无法抑制我的乐天性格,竟然对这个萍水相逢的同类谈开了我的名字。

  “对!你估计得很对,我在谈起我的名字时,咧开厚嘴唇笑了。可是老弟,我要对你说,我的笑可没有对她起一丁点儿感染作用;正相反,好象我的话触动了她哪根神经一样,她立即低下了头。

  “陶医生,你……你……这是怎么了?”我差点叫出她陶莹莹的名字——因为队长曾呼唤过她的姓名,“在这块土地上遇见同类,你应该高兴嘛!”

  她苦笑了一下,点点头,又迅速地摇摇头。最初,我无法理解她这十分矛盾的表情;但是她那身黑色的囚衣提醒了我,她在用点头表示欣喜,用摇头表示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右派”没有穿囚衣的,被打成“极右”的我们,不才被送来“劳教”吗?而她……这对我是个谜。

  远远已经看见女囚喂鸡的影子了。我有意放慢了脚步,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她有个更深人的了解。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好奇?也许有那么一点。但指使我放慢脚步的主要因素,是我内心萌发了对她的深切同情。不,说同情还不确切,坦率地说,这个受难的‘维纳斯’闯进了我的心扉。

  她也本能地放慢了脚步,只是一直沉默无语。

  “陶莹莹:”我大胆地呼唤了她的名字,“咱们场里有个女右派队,为什么偏偏把你关进大墙?”

  她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能不能叫我知道一下原因?”我很焦躁。

  她摇了摇头,似有难言之苦。

  “是不是你有什么冤枉?”

  她象下着决心一样昂起头来,凄楚地望了我一眼:“不,我是罪有应得!”

  “你杀了人?”我被她凄楚的目光打动了,有点丧失理智地追问——其实,这是很失礼的。

  “没有。”

  “向井里投毒了?”

  “没有。”

  “说嘛!眼看就到鸡房了。”我停下脚步。

  “不能停在这儿,她们会向队长汇报的。”她说,“我求求你不要仰脸说话,把头埋得低一点,就象我们只是在走路,彼此没说一句话一样。”

  我照办了。

  我们愈走愈慢。

  “你不要打听我的案情了。”她头低得挨近了囚衣上的第二颗纽扣,“只当我是你的同类,这样形象就完整一些。”

  “不,我非要知道不可。”我来了拗劲,“你到底是……”

  “是杀了人。不,比杀人还严重。”她语无伦次地说。“我留在医院使用期间,出了一起医疗事故……不,我的话,你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她把脸对着我,我看见她的泪花滴在囚衣上。

  老弟!我确信她的话是真实的。她的话完全经得起逻辑的推理:她是个留用改造的医生,又酿成重大医疗事故,给她穿上这身囚衣,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马上安慰她说:“别难过!刑期总会熬过去的。你有什么事要托我代办的吗?我们‘二劳改’总比你们‘大劳改’要自由一点,比如:给家里寄个信什么的……”

  “我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哆嗦着嘴角。

  “你的父母就那么狠心?”

  “不怨他们,怨我自己。”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

  “不能再说话了。”她匆匆用衣襟揉揉眼窝上的泪痕。“那些养鸡的女号正伸着脖子朝这里张望呢!”

  “老弟!这就是我比雾还要模糊的梦。你可以猜测到,在鸡房工作时我们完全象不相识的陌生人,但是我们的心田里已经并不陌生了。我拿起一只只病鸡观看病情时,她站在我身旁,做我的助手,不断记录着我的每一句话;尽管她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哆嗦,以致使纸页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还用问吗?这是她心河荡起来的波浪,正在淹没着她自己。她的脸一会儿白了,一会儿又泛起只有少女才会有的红晕……我们共同完成寻查鸡瘟病源后,一股浓重的惜别之情,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她不敢流露一点点这种心情,背起红十字药箱径自去了。老弟!我真想追上去、向她说两句我应该说的话。可是返回咱们队的路线,和她的去向正好相反;我如果追上去,和她同路而行的话,我的心愿可能会得到某种满足,但会给她带来无穷尽的麻烦。因为那儿是‘女儿国’,她们对男人的敏感,就如同‘男儿国’对她们的敏感一样,任何一点不慎,都将造成难以预料的恶果。为了避嫌,我跑上一个高土岗子,貌似巡视鸡房的环境,实则把视线的焦点对准她的背影,她,越走越远了,眼看就要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突然象走累了的行者一样,靠在路旁的一棵大柳树上。我看得清清楚楚,她把头转向我站着的高土岗,似乎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就消失在杂树丛中……”

  我几乎听得呆了。“好个‘六点钟’!你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咱们一百多号‘老右’里,你算是独占熬头了。”

  范汉儒叹了口气:“谁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呢?反正这台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让我忘了她已经是不可能了。可是,‘催命三郎’偏在这时候把我调离鸡场,再难有见她一面的机会了。唉!这真是雷公劈豆腐,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不是这样。”我从炕上支起身子,“正好相反,你离开鸡房和她见面的机会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

  范汉儒失意地摇摇头,摘下他的近视镜:“别给我吃开心丸了,明天还要去稻田突击拔草,睡吧!!”说着,他把眼镜放进眼镜盒里,翻过身子,把脊背甩给了我。

  我硬是把他的身子扳过来:“我不是给你吃开心丸,而是给你吃定心丸。你久在鸡场干活,不知道天下大事,我告诉你吧!咱们那块稻地和女号那片稻田紧挨着……”

  范当儒这下可来劲了:“真的?”

  “那个背红药箱的女狱医,咱们一百多位‘老右’都见过。”我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她长得很甜,就连她皱眉的样儿都是一种美的创作。这群酸秀才偷偷给她起了一个绰号——‘蜡人’!”

  “蜡人?”

  “形容她的形象么!”

  范汉儒咧着嘴笑了。

  “你小子高兴了吧?”

  范汉儒一下从炕上坐了起来:“你们怎么发现她的?”

  “对不起,我困了,明天在出工的路上,我再对你细说吧……!”

  稗草当了他和她的媒介,八棵稻苗当了她和他的红娘

  “哼——哈——”千奇百怪的呼噜声,当真传进了我的耳鼓。这是西去的列车,进入了夜间行车后,硬席卧铺的旅客发出的“雷鸣”。

  我疲惫地躺在了自己的铺位上,翻来复去也难以成眠。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车厢内“呼噜音乐会”的干扰——劳改队大炕上演奏的“呼噜交响乐”,比车厢里的“音乐会”不知要高多少分贝。我所以迟迟不能入睡,实因在那片水稻田里,陶莹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女囚出工一向比我们要早,这天也不例外,当我们来到和她们相邻的稻田时,那些穿着一色黑囚服的女犯,已经弓腰在稻田里拔草了。

  荷枪的战士,在大堤上来回走动。三角形的警戒旗,在稻田里猎猎飞扬。

  久在鸡房单独工作的范汉儒,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阵势。他吃惊地撞了我肩膀一下,低声问道:

  “那三角旗是什么意思?”

  “标志着楚河汉界。女号要是越界旗一步,战士要鸣枪警告;再要往前走,战士可以以逃跑犯对待。”

  范汉儒倒吸了一口凉气:“相对地说,我们倒是自由人了!”

  “反正比陶莹莹自由。”

  “怎么看不见她?”他挑着脖子向挨着我们的那片稻田张望,“你看,在稻田埂埝上背着手走的中年妇女,那是她们的田队长……她怎么没有来工地?”

  我看了看,确实不见陶莹莹。往常,我们来稻田干活时,她就象田队长的影子,背着红药箱尾随在队长身后。只是在女囚中有扎了脚的,或在烈日的蒸烤下中了暑的,她才离开那位女队长,施行她救死扶伤的狱医职责。在我的印象里,她虽然外貌娇弱,实则是一个十分果敢的人:有一次,一个女囚在插秧时节发了癔症,在水田里打起滚来;工地上顿时乱了,荷枪的战士跑过来,拼命想把她拖出水田。但癔症患者在疯狂的时候,产生了超人的蛮力;任凭那个战士怎么用力,也拖她不动,反而被狠狠咬了一口。正在这时,陶莹莹赶来了。她没顾得脱去鞋子,就跳进了水田,推开战士,狠狠掐了她“人中”一下。那女囚立刻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在水田中滚来滚去了;片刻之间,又象个正常人一样去弯腰插秧了。因此,这个背着红药箱的女狱医,立刻赢得了女囚——包括我们的刮目相看,成为我们每次来干活必用眼睛寻找的人物。

  今天,堤墙上确实没有她的踪影。这使得范汉儒非常失望。

  “胡看个啥子?”背后传来崔队长的吆喝,“还不下水田拔草?”

  “真是‘催命三郎’。”范汉儒嘟哝着,“管天管地,连眼睛往哪儿看他也管!”

  “你还是识相一点吧,小心给你小鞋穿。”

  “为个啥子?”“六点钟”学着他的腔调问我。

  “这个‘啥子’报复心极强。他那只‘左视眼’算是盯上你了。”我边说边脱鞋,挽起裤腿,跳下稻田,开始拔草。

  果然不出所料,干活还不到一个小时,“啥子队长”在埂埝上喊叫起来:“这是啥子人干的?让你们搞拔草竞赛,不是叫你们搞反革命破坏!”

  我们都诚惶诚恐地回过头来,只看见崔队长站在埂埝上,将一把带泥的草丛,怒气冲冲地举在半空中,高声训斥道:“来这儿是叫你们拔草,谁叫你们拔苗!你们睁眼瞅瞅,这是啥子东西?”他用手指从草丛中,抽出几根稻苗,声音猛窜了八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革里混着八根稻苗!这是啥子人干的?”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连在我们身旁那片稻田里拔草的女囚,也都停下活儿朝我们这边观望。我本能地想到了“六点钟”,这不仅因为他戴着近视镜,而且他是头一次下稻田干活,很可能分不清稻苗和稗草。我担心地向周围看了看,可不是么,他远远地被我们甩在了后边,而崔队长检查研草的地方,离他那儿最近。显然,是这位“大脑门”把这团带泥的草丛抛到埂埝上去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是啥子人干的?”崔队长用眼角睨着范汉儒,这是给“六点钟”送去了信号。

  空气凝固了。

  范汉儒虽然是养鸡行家,对稻田活儿完全是个门外汉。他直挺挺地象个树桩子一样,站在泥水里,用衣襟擦着他那副近视眼镜。我暗暗地为他着急,真想为他把这副担子挑过来。只可惜我这儿离他那儿太远了,就是主动承担责任说那几颗稻苗是我拔下来的,崔队长也不会相信的。他倒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眼镜戴上鼻梁以后,就低着头抠手上的泥巴。

  “我再说一遍,这是啥子人干的?”崔队长下了最后通牒,“要是他死不承认,我可要点他的名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个啥子东西!”

  这等于不点名的点名,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朝范汉儒投射过去。这位英语说得烂熟的洋秀才,以养鸡名震全场的土博士,此时却显得异常迟钝。他如同不知道那稗草是他拔下来的一样,搓完手上的泥巴,看看自已远远地落在后面,竟然俯下身子奋力拔草了。

  “范汉儒——”崔队长终于直呼他的名字。

  他刚弯下的腰赶忙直了起来:“我在这儿。”

  “这稻苗分明是你拔下来的。你装啥子呆傻?”崔队长抖落着那几根稻苗,气势汹汹地朝他喊着。

  “报告队长,不是他……是我……是我拔的。”突然从埂埝那边响起了细嫩的声音。接着,一个戴着无檐圆帽的女囚,从界邻的稻田里站了起来,“我是初次下稻田拔草……”她为了让崔队长确信这事是她所为,还提出合理的论据,“您看,男队拔的草往这条埂埝上扔,我们女号拔的草也往这条埂埝上扔,我这儿离您最近,这丛草就是我刚才扔上埂埝的。”

  崔队长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六点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男劳教队的风波突然掺进一个女囚来,这真是戏中有戏,节外生枝了。我们都伸长脖子向她望去。由于她刚刚站起来时低垂着头,以表示她自己的罪犯身分,致使我一时之间没看清这个女囚的面孔;当她用手撩起散落下来的一绺头发的瞬间,头微微抬起了一下,我脑子“轰”地一声——她竟是陶莹莹。看样子,她是偶然到女囚拔草行列中来的,因为那红药箱还挂在她身后的柳树权上,难怪我们初到工地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呢!原来她混在女囚之中参加劳动了。假如没有这场风波的话,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她的存在。

  她的行动顿时震动了我们“男儿国”,大家窃窃私语:

  “瞧!是‘蜡人’!”

  “她不是蜡捏的。”

  “是什么做的?”

  “玉石雕的!”

  崔队长有点张惶失措。这不仅因为太出乎他的意料,还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儿:继续训斥范汉儒吧,失去了根据;把火气泄到这个女囚身上吧,一个男队长怎么好过问女号的事情呢!何况她们的队长,就站在那棵大树下,默默地望着这儿一言未发;瞧她那神情,对他在稻田无故对范汉儒发威颇不以为然。他真是有点进退两难了。偏偏在这节骨眼的时刻,范汉儒不知是受了道义的启迪,还是想主动为陶莹莹承担责任,他突然正了正眼镜,面向崔队长说:“崔队长,这草是我拔下来的,稗草和稻草掺在一块,我头一天下稻田,实在难以分个清楚,我想,崔队长在四川第一次下稻田时也不一定分得清楚稗草和稻苗。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学习的过程嘛!”

  “刚才你干啥子去了?为啥子早不认帐?”崔队长这下可找到了突破口,他白皙的脸涨得又红又紫,“你……这‘右派’,还不如犯人,背着牛头不认帐,是个死硬的顽固派!我知道你为啥子事破坏生产,就因为我撤了你饲养员的职,你…… 你这是……这是搞阶级报复!”

  “你是我们的一队之长,说话可要有根据。”崔队长的蛮横态度,激起了“六点钟”的犟劲,范汉儒终于和他对起阵来,“你以为我愿意天天闻鸡屎味儿吗?这儿有多新鲜,翘起脚来能看见渤海湾,仰起头来能看见水鸟盘旋,低下头来能看见水中的蓝天……你把我调到水田来,我真想给你磕头呢!”

  我失声地笑了。

  伙伴们也都笑了。

  女囚们不敢笑出声来,她们用拳头顶住了自己的嘴。

  崔队长的脸涨得紫红,他几乎要爆炸了。这时顺他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把他手里的那几根稻苗拿了过来去。他回头一看,是管女号的田队长。没等他说话,田队长就开口了:“不就八棵稻苗吗?补插进去就是了。你看,为这几根稻苗,整个水田都停工了。”说着,她把带着泥团的稻苗,甩在陶莹莹的身旁,神情和蔼地说: “以后拔草时要注意点,根子发白的是稗草,叶子发飘的是稗草,不要再拔错了,明白了吗?”

  “我记下了。”陶莹莹连连点头。

  “好!大家都干活吧!”女队长向女号们打了个干活的手势,沿着埂埝转身走了。

  我拍手叫绝。这位女队长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把错拔稻苗的责任,一下又引回陶莹莹的身上。不言而喻,这位干练的女队长,对我们这位“催命三郎”的作风是不满意的;但当着这么多专政对象的面,难以启齿对他进行直接批评。尽管如此,我仍然听出了女队长话音中对崔队长提出的含蓄批评。很遗憾,我们这位队长不知是没听出女队长的弦外之音呢,还是周郎气盛之故,他狠狠地瞪了范汉儒一眼,返身向田队长追了过去。埂埝上尽是我们和女号甩上来的草泥,滑滑溜溜,他追得太急,竟有几次险些滑进水田。

  他走了。

  稻田又恢复了平静。

  这里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能听见“嘿嘿”用力的拔草声。我回过头望望“六点钟”,既庆幸他躲过一场灾难,又同情他面临的处境。看他吭哧吭哧拔草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他腰变得象一张弓,大脑门都快挨到了秧苗;外加上他爹妈遗传给他一双近视眼,他不得不仔仔细细地分辨着稗草和稻苗,以防风波再起。由于笨拙,他浑身溅满了泥点,说得形象一点,几乎与在猪圈泥塘里打过滚的公猪没有一点差别。他对他这副尊容毫无所知,只是一个劲地拔!拔!那劲头就象一台开足了马力的除草机。

  我出于友情,趟水走到他的身边想助他一臂之力。哪知刚刚弯下腰,就被他拉起来。他甩着手上的泥水,质问我说:

  “你要干什么?”

  “帮帮忙。”

  “我干吗要你帮忙?”

  “看不见吗?你成了全队的尾巴。”

  “你帮忙,我不也是全队的尾巴吗?”他反问着我。

  “马上叫你追上大队。”

  “我说老弟!那是凭借外力钻到前面去的,我实际上不还是个尾巴吗?我不要那虚假的劳动成绩。”他向我瞪圆两只牛眼,“你马上给我走开。”

  “你考虑到了后果没有?”我提醒他说。

  “有啥子后果?”他学着崔队长的四川腔,“批我?斗我?随那个啥子队长的便,我范汉儒一不投机,二不取巧,拿出吃奶的劲干活了,对得起天地良心。”

  “少说废话。”我弓下身腰,开始拔他稻垄中的杂草;同时,有意用感情拨动他的心弦说:“你大概忘了吧:在我身体消瘦得象搓扳的饥荒年月,我们俩曾对着长空皓月,相濡以沫,共同吞下那十四个鸡蛋。”

  “那和拔草是两码事。”他再次把我弓着的身子拉起来,“你该了解我的秉性。请你尊重一点我的个性,我最忌讳人家对我进行不需要的施舍。”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终于被他“驱逐出境”。当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他的地段时,有意无意地向埂埝那边望了一眼。我惊异地发现,陶莹莹正在失神地凝思。很显然,刚才我和“六点钟”这段对话,无一遗漏地都灌进了她的耳朵;她手攥着一把稗草,对着水面出神,意然忘记了把它甩到埂埝上来。

  她究竟在想什么呢?回忆刚才那幕“戏”中她扮演的角色?还是正用她那杆心秤衡量着范汉儒这个人的价值?不,也许是憧憬着她生命的未来,在编织着一个绮丽的梦吧?真要感谢崔队长的恩赐,如果不把他发配到水田里来,他和她尽管心心相印,但也许会随着岁月流逝而互相淡忘。因为人们需要互相了解——特别是爱情。而人和人的互相了解,没有比在患难中更容易的了。一个眼波,一丝微笑,都能展示一个人的整个灵魂世界;而他俩共同为八棵稻苗承担责任,不是比眼波、微笑更有实际内容吗?至于那团草到底是谁甩在埂埝上去的,鬼才知道!反正这团草已经当了他们的媒介,那八棵稻苗已经当了他俩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牵线人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而正是我们那位左眼视力极强的崔队长!

  天阴了。

  下雨了。

  这块土地也象“六点钟”一样,有着它自己的独特脾气。由于它紧挨着多雨的渤海湾,一片云彩就能带过来一阵雨。雨,对于我们是灾难,就是天上银河开了口子,我们也要象定海外那样“定”在水田里,一直熬到收工的钟点。那些女囚虽然身分不如我们,可是却享受着我们享受不到的待遇:刮大风、下大雪;或雨天、雾天,都立刻集合队伍,打道回府。此时,云彩抬着海过来了,迷迷濛濛的雨雾顿时速了绿油油的稻田;女号集合的哨子声,在隆隆雷鸣中尖厉地响了起来。

  我深深为范汉儒感到遗憾,假如没有这场骤然而来的雷雨,他和陶莹莹能够多聚会一些时间;尽管他们之间不能倾吐一句心声,但互相多看上几眼也是好的。对于有情的人儿,传递感情信息何必非靠语言?每个眼波,都是照亮对方心灵的闪电;一颦一笑,都能牵动对方的整个中枢神经。然而,天公很不作美,只给了他俩一个多小时的心电感应时间,就掐断了电源,这真是有点太残酷了。然而,“六点钟” 对天上的雷声和尖厉的笛哨声,充耳不闻,就好象他耳朵聋了一样,身子弯成个大问号,只顾奋力拔草。看样子,他不甘心充当名落孙山的角色,正竭尽全力追赶着前边的伙伴哩!

  雨落声……

  雷响着……

  哨呜着……

  陶莹莹已经在埂埝上穿鞋了,她几次把目光投射到范汉儒的身上;甚至在她穿好鞍之后,有意消磨时间地往圆帽里塞她的头发,并用力咳嗽一声,以图唤起“六点钟”的注意和感情上的回应。可是范汉儒还在弯腰拔草。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跑到他的身旁,一把拉直了他的身子,向他喝道:“傻瓜!天下雨了!”

  “下点雨好,干活凉快。”他又弯下身去。

  我再次把他拉起:“你看看凤去楼空了!”

  “这儿只有水鸟,哪有彩凤?”他不耐烦地向我打浑。

  我赌气地摘下他那副近视镜,在雨水中冲了冲上边的泥巴,又擦擦干净,给他按在鼻梁上说:“你看看!你的未知数借着水道走了。”

  这时,范汉儒才发现他身旁世界发生的变化,他不解地问:“她们为什么提前收工了?”

  “怕囚徒借雨幕逃跑。”

  范汉儒惆怅地笑了笑:“真可惜……哎!你为什么早不提醒我?”

  “老弟!儿女情长的事儿,没有要随身‘保姆”提醒的。”我说,“人家刚才在埂埝上站了半天,想和你用眼睛告个别,可你象头耙地的水牛,只知道干活。现在,这副后悔药你自己咽了吧!活该!”

  好在崔队长不知到哪儿避雨去了,我俩可以尽情地向周围眺望。眺望什么?寻觅陶莹莹的身影!我想:此时如果能叫我这位大脑门的朋友看上一眼陶莹莹,他惆怅的心灵,或许能得到一点慰藉。别看这个“四眼”,分不清稻亩和稗草,在寻找陶莹莹身影的本领上,却比我高明得多。他猛然向雨幕中一指,欣喜地叫道:“看!她在那儿!往这边瞧!那棵大柳树……瞧见了吗?她正从柳权上摘下她的红药箱,朝咱俩这儿看呢!”

  可不是吗!陶莹莹借着抹去脸上雨水的当儿,把手搭成雨遮,迅速地向范汉儒看了一眼,就匆匆走进了女囚的队列。她排在队尾,那医药箱上的红十字;象城里汽车上的红色尾灯,在雨幕里闪了几间就不见了。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我们都冷得站在水田里抱紧了肩膀,惟有范汉儒显得比任何人都有活力,他又弓下身腰,吭哧吭哧地拔草了。他一边拔草,还一边抖开他那五音不全的破锣嗓子,唱起了苏联电影中的一支情歌:

  你从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哥萨克,

  勇敢的鹰。

  为什么?

  我们见面又要重逢!

  你扰乱了——

  我心中的平静!

  ……

  “呆子——”

  “傻瓜——”

  “气迷心——”

  “六点钟——’

  我们用褒贬兼而有之的各种绰号呼喊他,叫他停止这种高消耗、低效能的劳动。道理十分简单:疾风暴雨下,草和苗都在不断地摇摆,要想准确地拔下稗草留下稻苗,难度比得上海里寻针;与其浪费无谓的体力,还不如抱上肩膀休息一会的好。可是范汉儒,确实对得起“六点钟”的称号,他不愿舍弃分秒时间,一丝不苟地继续拔草。在这广漠的大地上,他象一只在凄风苦雨里不知疲倦的小甲虫,只是爬呀!爬呀!不停地向前爬去。直到他赶上了我们的活段为止。

  我非常心疼我的朋友。在收工的路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你小子是吃石头子儿长大的吧?”

  “和你一样,是五谷杂粮喂大的。”

  “噢!那你身上一定缺一根感觉神经。‘鞭子雨’抽着你,你的腰不疼吗?”

  “咬紧牙关就是了。”他满有兴味地说,“你看过那幅俄罗斯列宾的名画《纤夫》吗?那些把粗粗绳索系在光板脊梁上的纤夫,身上背着看不见的黑十字架,永远不知疲倦地往前走,他们走过的地方,给世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范汉儒动情地对我说,“我爸爸是个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南逃难时,跑到山西风陵渡,日本兵炸沉了黄河渡船。他被日本兵抓了去,当了半年的纤夫,每天沿着黄河滩,往风陵渡拉运战争物资。头上暴日晒,脚下沙石磨,纤夫的绳索勒进了肉里,蹭着骨头,爸爸告诉我。他曾几次起了向那个苦难世界告别的念头;但是黄河的排天浊浪告诉他,你是伟大黄河的子孙,炎黄后代是不可征服的。后来,借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和三个受难的纤夫结伴跑了。所以,我爸爸非常崇敬纤夫,并把在伏乐加河上纤夫拉纤的那幅名画,挂在他卧室最显眼的地方,我倒霉以后,他曾把我叫到那幅画前对我说:‘汉儒!你可能也要去拉纤了!不是给日本人拉!也不是象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给俄罗斯的贵族老爷们拉。你是给养育你的人民拉纤,无论多苦,都该咬紧牙关,象真正的纤夫那样,一步一个脚窝。记住!爸爸就是从那几个月的纤夫生活中,理解了人生的意义的!’叶涛!我把爸爸对我的这段赠言,刻在心上了;我承受的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

  他在追忆这段往事时,神情特别激动;我在雨水里,听着这个受苦人儿的内心自白,尤其为之动情。他的生命象一条湍急的河流,今天,我好象突然寻觅到了这条河的生命源头,不禁对我这位朋友肃然起敬。在我的伙伴中,因承受不住苦难的压力,变形者有之,怨气冲天者有之,消极悲观者有之……唯有“六点钟”,视苦难若乌有。此时,在大雨滂沦的路上,他嘴唇冻得发紫。但却在神经质地憨笑呢!

  “你?在想什么?”我问他。

  “想挂女字旁的她。真有意思……”他自得其乐地笑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有胆量来抢我肩上的担子。叶涛,别看她表面上象个穿黑衣的恬静修女,骨头还硬得象钢筋水泥哩!”

  “但愿她也是个黄河优秀的子孙,不然,和我们这位大脑门就不般配了!”我为他助兴说。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祝词,沉醉地说:“一个女囚,在万物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萤火虫,可是在那一瞬间,竟然放出她全部的光亮!真不简单!”

  “她是萤光,你是流火。”我脱口而出。

  “我不爱听赞美诗,你说点真格的。”

  “很不错。只是……只是你今天对人家有点失礼,你没对人家作出任何感情上的回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得想个法儿,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呀!”

  他扬起湿淋淋的衣袖,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办法马上从他大脑门里蹦出来了。“这么办吧!反正明天在稻田还会碰到她,事先我写好一封信,用塑料纸包好,我再坠上一个泥块,隔着埂埝扔过去,用不着邮差就寄到她手里了。”

  “你要是不方便,我给你当义务邮差。”我说。

  “不用!不用!”他得意地摇着头。

  梦!

  完全是个梦。

  当天晚上,队里干部发生了人事变化。不知为什么,那位“啥子队长”突然被调去当了食堂管理员。群龙无首,天又连着下雨,我们在家里待命两天,两天以后,新的劳改队长来了——不是别人,竟是深受“老右”崇敬的“黑姚期”返回我们这支劳改队了。我们自发地跑出宿舍,对他进行了夹道欢迎。他列队集合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呼喊“六点钟”的名字:

  “范汉儒!”

  “有。”

  “明天你还去当你的鸡倌。”他颁布了第一道命令。

  “姚队长,让我下稻田吧!我……”

  “黑姚期”抖开豁亮嗓门,截断范汉儒的话说:“让你下稻田的决定,就是乱弹琴。有的刚转业到劳改战线上来的干部,还不懂领导生产,还不懂得怎样洗涤人的灵魂。还好,问题发现得早,现在又把我调回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的事情?”范汉儒斗胆问了一句。

  “有耳报神。”他有点得意地说,“因为有人拔草时里边掺有几根稻苗,工地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哩!队长追查,全体人员大眼瞪小眼地得着,这象话吗?”

  “您在现场?”

  “这个……”“黑姚期”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自己黝黑的脸,“告诉你们也没关系。管女号的田队长,她……她是我老婆,这回,你们一切就都明白了吧!”

  我们哗地一声,笑了。

  这天晚上,在房檐的滴水声中,我和范汉儒进行分别前的谈话:

  “明天,你要卷行李了。传信的任务交给我吧!”我说

  “这件事弄得不好会牵连你。”他思忖了老半天,说,“为了叫她知道我的去向,当她经过‘楚河汉界’时,你就象‘敬德装疯’一样,自言自语地说:‘范汉儒那小子,又戴上鸡倌的纱帽翅了’,声音要大一点,好叫她听清楚。省得叫她象雷达搜索飞机一样,在稻田寻找我这个目标。”

  “行。还有什么嘱托?”

  “我看这就够了。她是个聪明人,用不着多说什么。明天早上四点钟,我要准时给鸡去拌食呢!睡吧!”

  房檐滚落着水珠,滴滴答答……

  在大自然的“催眠曲”中,他闭上了睫毛。

  列车上曾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幻景,不过,时间太短促了

  车窗外有敲打车窗的声音。

  那不是雨滴,而是雪粒……

  北国初雪,车窗外奔跑着的电杆、树林、村舍、山峦,都无一例外地穿起了一身素缟银衫。

  我趴在硬卧铺位上,望着车窗外斜飞的雪花,因酣睡而中断了的思绪,重新索绕于怀:对!也是这样漫天皆白的严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摘帽的“老右”,和刑满释放的牛鬼蛇神,通通被装进列车车厢,从渤海湾抛向山西。

  白的是雪……

  红的是血……

  我们挤在吃得过饱的车厢中,惊魂未定地向外望着:墙上书写的一律是“油炸” “砸烂”“血战”“炮轰”……一类刺激人视觉神经的字眼。混乱的街市,疯狂的人群,武斗的棍棒,飘飞的字屑;甚至在娘子关的山峦上,都挂上了“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红横标。在团团飘飞的白雪中,那横标象一面浸透了鲜血的长幅布,显得格外扎眼。

  昔日精力充沛得象头公牛一样的范汉儒,斜靠在我的肩膀上,紧紧闭合着双目。在车上,他已经一天一夜未进食了,走走停停的列车,一天一夜才把我们拉出了娘子关,进入了晋阳地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愿意离开他经营了几年的养鸡场。但一场十级台风,连“大树”都给连根拔了起来,一片树叶还能顶得住席卷大地的旋风吗?记得,当我们突然接到调离命令时,别人都在忙着收拾行囊杂什,而他却疯了一样跑向鸡舍,抄起了一把大扫帚,只是扫!扫!扫!不停地扫。鸡舍内外倒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可是他那身沾满鸡屎的“鸡倌服”——一身破棉袄棉裤,没来得及换,就登上了卡车。

  当时,我们只当是场内的调动,因而并不太压抑。只是“黑姚期”面色阴沉,一直在卡车旁转来转去,似有重重心事。我们宽慰姚队长说:

  “过几天,我们集体来看您。”

  “您知道我们调到哪儿去,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么!”

  “姚队长!我们到底调到哪个队去?””范汉儒半路插出一杠子,“那个队有养鸡的活儿吗?”

  这时,“黑姚期”才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看着周围没有戴“红箍”的造反派,迅速地吐出了两个字:“山西——”

  啊?大哗之后是一片死寂。

  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 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 “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座。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象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 “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

  “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象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象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 ‘骆驼刺’呢]为什么要象挨了霜打的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象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 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 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分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 “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象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象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象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缜、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责来,递过去。我递过暧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

  低语声重新开始:

  “你喜欢古老的黄河吗?”

  “嗯!”

  “我爸爸在黄河套背过纤绳!”

  “真!”

  “黄河大合唱,开头怎么唱来着?”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我们能看见黄河吗?”

  “能。有棉被吗?”

  我再次过到那“半球”,麻利地打开范汉儒的行囊。糟了:一股浓重的鸡粪气味,扑鼻而来。我忙把他的行李重新捆好。在我动手解自己行囊的时候,陶莹莹说了声:“不必了”,便把自己的短呢大衣盖在蜷卧在车座上的范汉儒身上。我怕他冷,又把自己的破皮袄盖在了陶莹莹的短呢大衣之上。

  “他有点烧糊涂了。”她说。

  “也许是兴奋的。”

  “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要多叫他喝水。”陶莹莹用手摊摊她棉衣上的褶纹,开始收拾听诊器、针头,“他身体挺结实,出两身汗烧就能退下去。你们注意,不要叫他吹风,再受凉容易转成肺炎!”

  “陶医生!你再坐一会儿。观察一会范汉儒的病情再走嘛!咱们都是在历史火车头拐弯的时候被抛出来的‘同类’,有着共同的话题。”我挽留她。我想和她谈谈。

  她站了起来:“不了!我还要到别的车厢看看。”

  “那你把呢大衣带走,车里没暖气。”我动手掀开我那件破皮袄,想把她那件衣服拽出来。

  她制止我说:“他刚睡着,别动了。我还要过来的。”

  见她执意要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陶医生!我们被发配到山西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摇摇头。

  “你呐?是不是不能和我们在一块?”

  她的目光黯淡了:“真不知道哪块黄土是我的坟地!我们女就业队上卡车的时候,田队长倒是透露给我>点风声。说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有砖厂,有矿山,当然更多的是农场,连她也不知道我们女队在哪儿落脚。说实在的,当时我不太关心去山西哪儿,只关心你们‘右派’队是不是来山西。因为……田队长倒是把这个底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在这趟火车上。”

  一提在哪儿搭窝,伙伴们都围拢了上来,把陶莹莹当成了“消息灵通”人士,乱哄哄的提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当跟车医生,没听见‘总指挥’漏出过一点口风?”

  “你总比我们知道得多一点呀!比如是去雁北?还是晋中?晋南?”

  “相信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

  车厢里的一双双眼睛,都渴望着陶莹莹的回答。

  陶莹莹的脸色绯红。显然,在她的境遇中,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信任;她窘得半低着头,激动地说:“我……我很感谢大家。别看我肩膀上背着个药箱,好象比你们要强一点似的;不,因为我在大学是学医的,劳改队是用我一技之长。其实,我比大家犯的错误要严重,和大家身分不能相比;如果命运能把我们支配到一个劳改单位去,大家就会慢慢地知道。”她似乎怕我们再提出什么问题,深情地凝视了昏睡的范汉儒一眼,就背起药箱走向车门。

  我们似乎比刚才更熟悉了,招呼她:

  “再见!再见!”

  她激动异常,还没步出我们这节车厢,眼角就涌出泪花。

  门响了一下。

  她——去了。

  我坐在范汉儒的身旁,默默地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并为 “六点钟”的未来而由衷地高兴。她的确很漂亮,面孔甜而不俗,五官雅而不娇。如果用古典小说中的词汇来比喻,她一举一动,不属于“小家碧玉”的形象,而应纳入“大家闺秀”的范畴。唯一使我感到有点费解的,倒是她显得太压抑了,就象一个身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行者,弯腰驼背地走着她漫长的驿路。但就是这样一个莹莹,在稻田地里居然敢冒“催命三郎”之大不韪,主动顶起降临在范汉儒头上的 “雷”,干出使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

  范汉儒在睡梦中呼喊着“黄河”。他大概梦见了他也象父亲那样,背着勒进皮肉里的纤绳,正在拉着一条没有帆桨的重载船吧!不然,他的额头怎么会坠落下那么多的汗珠呢!一滴、两滴……十滴、百滴……顺着他开阔而外突的前额泉涌而出!不,也许他正做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梦:壶口瀑布垂天而落,他正在黄河巨浪中击水而游。黄河的胸膛是那么宽阔,而他自己却是那么渺小!游啊游啊!怎么游也游不到沙滩。他奋力挥臂,使出全部力量,想找到她的边沿,但是没有烟为她太辽阔了,博大得如同母亲的胸膛,这一串串晶莹的汗珠,或许是因为兴奋而滚落下来的吧?!

  “水!我渴——”

  他醒了。

  伙伴们为他倒水。

  “多喝点!”我端着杯子喂他。

  他到底是苦难敲打出来的硬汉子,喝罢了水就从座位上坐了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窗外:“这是到哪儿啦?”

  “到晋阳界了。”

  “哎!陶莹莹呢?”他的记忆随着他的身体一块活了过来,“我恍恍惚惚地感到,她用听诊器听过我的心脏,给我打过针,还……”

  “你小子一向不诳朋友,”我说“车过那条隧洞的时候,你们的声音怎么哑了?”

  范汉儒用线衣袖口擦擦满头热汗,回味地说:“那不是我做梦吧!我好象感到当时她……她……她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然后,我好象是乍着胆子亲了她的手一下。老弟!这都是在这迷迷糊糊的情况下产生的勇气,当时我就好象喝醉了酒一样。”

  “她等会儿还要来复查。”我说。

  “你没骗我吧!”

  “你看!人家把短大衣都留在这儿了。”

  范汉儒拿起那件旧呢大衣,象看一件罕世珍宝一样,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喜出望外地说:“瞧这意思,我来山西是上帝的召唤。古诗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好象为我写的一样!叶涛,你说是吗?”

  我担心他话多伤神,忠告他说:“陶医生说不许你起来,你还是躺下吧!”

  “叶涛,她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劳改队已经把我淬过火了。”他得意地拍了拍胸脯,笑吟吟地看着我,“浑身每个部位都硬得象三棱钢!”

  “照你这样说,陶医生可以不必来了。好!我马上去通知她。”我佯作要走的样子。

  范汉儒当了真,拉着我的衣袖说:“别走!刚才我烧得迷迷糊糊,如同腾云驾雾一样,正经的话还没和她谈呢!

  “还有什么谈的?”我说,“列车过隧洞的时候,一切都尽在无言中了。你再看看,这玩艺是随便给人盖的吗?这是人家身上御寒的衣裳,可是却给你盖上了。”

  范汉儒马上担心起陶莹莹来了:“她不冷吗?”

  “待人家取衣裳来的时候,你加倍补偿人家为你付出的牺牲吧!”

  他愣了:“怎么补偿?”

  “用你的心。”

  范汉儒笑了:“好!一定照办!”

  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冰冷的窝头他嚼得那么带劲。两个窝头下肚后,又把伙伴们送来的两暖壶热水喝了个瓶底朝天。肚子回了后,他更有精神了,喋喋不休地和我说东道西,我却困倦得难以支撑了。

  一觉醒了,车厢里已经亮起了大灯。范汉儒似乎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他把头靠在椅背上,两眼直溜溜地望着圆拱形的车顶,任列车怎么剧烈的摇摆,他也没有摆动他那遐想着的身姿。

  “莹莹怎么还没有来?”我心里开始不安了。

  “人活着不能太自私嘛!一个跟车医生,要负责整个专列上的病号;也许,她正在哪一节车厢给人看病哩!”范汉儒显得比我心里还敞亮,似乎他和她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因而口气里充满了自信。

  列车的行速渐渐慢了下来。

  “嗞——”地一声,列车停了。

  一路上的偶然停车太多了。好象由于车上的“货物”尽是“淘汰物”之故,连这条绿色的长龙,也比其它列车身价低了三分。它见车就让路,动不动就拉闸停车。

  我透过结冰的玻璃窗,看了着窗外世界。这是个无名小站,既无站牌,更无站台;极目所到之处除了雪还是雪,突然,仁放在暗处的几辆卡车,同时睁开了“眼睛”,漫荒野地的小站,立刻亮如白昼。这时,我才看见列车周围,十步一岗地站着不少持枪的哨兵。我立刻捅了“六点钟”一拳头:“瞧!”

  “是不是我们赶上了大武斗?”

  “人家和我们这快咽气的死猫斗个什么劲?”

  “那……是对我们夹道欢迎!”他诙谐地说。

  “不知死的鬼!你往这边看!有‘货物’在这里下车。”我隔窗指点着列车中腰,“看头发围巾和衣裳,是女同胞下车了!”

  “女同胞?”

  “就是女‘就业人员’!哎呀!陶莹莹会不会在这儿下车?”我心跳的速度顿时加快了。

  “不会吧!“跟车医生得跟列车走到头嘛!”他判断着。

  “我看是恋火把你烧糊涂了。她下了车,不会再找一个跟车医生吗?”我焦急地说,“女队的人都在这儿下车,能把她一个人拉到咱们‘男儿国’去吗,傻瓜!”

  范汉儒昏热的脑子清醒了一些,反而对我说:“她应该来告个辞嘛!”

  “她是出来旅行吗?她也和你我一样,是发配山西。下车之前,还能允许她乱串车厢?笑话!”

  “这怎么办?”范汉儒慌了手脚。

  我俩合力开着窗户,里边那扇经不起我们的蛮力,被推了上去,外边那扇窗户,被冰雪冻得结结实实,任凭我俩咬紧牙关,使尽平生力气,也没能撬动分毫。时间急如星火,车窗外的雪地上,“女同胞”已经列队集合点名了,身穿素格花棉衣的陶莹莹,有意识地排在靠近我们车厢的地方,解下脖子上的围巾,貌似掸她头上的雪,实则在向我们挥手告别。大概是因为她穿得太单薄,她不得不一边掸雪,一边不停地跺着双脚——象即将远征的士兵在原地踏步。

  范汉儒急了,他抱起她的短大衣,向车厢门口冲了过去,他很健忘,进入夜间行车,车门就已经锁上了。他只好又扭头跑回车窗旁边,遗憾的是,这时,崔总指挥已经办理完了“货物”移交手续,陶莹莹尾随着“女同胞”的队列,向那一排被白雪埋了半截的卡车走去。她两步一回头地朝我们这个窗口张望,当她走到卡车旁时还乍着胆子向我们这个窗口摇了摇手。

  “看!她的意思是不要这件呢大衣!”我说。

  “不行!卡车上会冻死她的。”他急中生智地抄起一个暖壶,“忽”地一下,把热水浇到窗棂上。这下可好,不用撬,车窗就开了口子——那冰冻的窗玻璃突然遇热,炸裂了。风卷着雪,猛地从破裂的大口子钻了进来。

  “你闯了祸了!”我告诫他不要再喊叫陶莹莹以免惊动“催命三郎”。可是,这时的范汉儒,已经如同受惊了的野马,丧失了理性。他把呢子大衣卷成一团擎出车窗,挑着嗓子喊着:“喂!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到哪个地方?告诉我一声!快说,车要开了!”

  陶莹莹已经登上了卡车,再次连连摆手。她微弱的答话声,被列车“哐当哐当” 的启动声淹没了——列车离开了这个雪原上的小站。

  卡车向北。

  列车向南。

  相背而行。

  天各一方……

  范汉儒象拳击场上被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拳击手击败了一样,他,颓然地倒在了椅子上。

  喜中生悲,悲中生喜,“六点钟”在洪洞县界,反串了“苏三起解”的角色

  硬卧车厢里的烟缸,已经装满了我的烟蒂;我又划着了火柴,续上了一根香烟。

  随着象接力棒一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的燃烧,列车的轮子已经滚过了太原、榆次、太谷,进入了洪洞县境。我的脑子,也随着车轮的旋转,走马灯似的旋转个不停。啊!那弯弯曲曲的象蚯蚓一样爬行的流水是汾河!对!就是火车在汾河河谷奔驰的时候,我的这位倒霉朋友,又接茬演出了一场更倒霉的戏剧。

  说起来,这场苦头纯属范汉儒自找:当他和陶莹莹分别时,由于火车拉笛开车,卡车鸣喇叭开拔,在一片嘈杂的声音中,我们那位崔队长一崔管理员一崔总指挥,并没听见“六点钟”的呼喊。为了不给崔队长留下任何一点可疑的痕迹,我们兜里为粘合手指裂口而随时装着的橡皮膏,都捐献出来,用以粘合上那块破碎了的玻璃窗。

  范汉儒沮丧地坐在椅子上。我们象裱糊匠一样,把一块一块的玻璃对上缝口,中间贴了一层层的胶布。经过伙伴们的努力,粘合后的车窗,虽然留下一条子、一道子伤痕,但比刚才大窟窿小眼子的,终归是强得多了。再把里扇的车窗重放下来,在贴近窗户的地方堆放上一些脸盆网兜之类的杂物,如果不仔细观察,是难以发现那块破玻璃的。

  沉溺在痛苦之中的范汉儒,最初并没留意我们在干些什么。当我蹬着座位从行李架上取下杂什来挡窗户时,我的脚不小心踩在了他的腿上,他一下从梦境中清醒了过来。一旦他从陶莹莹的幻影中回到这节车厢里,他难以医治的执拗病就复发了。我刚刚坐在座位上,他就暴躁地站立了起来,不由分说地跳上座椅,把我刚刚从行李架上拿下来的东西,“稀里哗啦”地重新塞到了行李架上。同时,轻蔑地对我甩了一句:“八擒孟获——多此一举!”

  “你又活过来了,是吧?”

  “反正我不会去自杀!”

  “你想到这扇车窗玻璃的后果了吗?”

  “我活这么大,还没搞过一次猫儿盖犀的事儿。”

  我被他的突然发作激怒了:“你那么诚实,为什么在稻田里拔下稻苗不认帐?”

  “我不能肯定是我拔的,如果我确实知道是我的行为。用不着崔队长发威,我会主动承认是我的过失。”他显然动了肝火,摘下眼镜晃了晃,又架在鼻梁上, “叶涛I我们相处好几年了!你难道还不了解我的脾气秉性?”

  “你这脾气,陶莹莹将来受得了吗?”

  “咱们打了盆说盆,打了碗说碗,别离题。咱俩现在谈的是车窗玻璃问题。”

  “这么说,你是要赔偿这块窗玻璃啦?”

  “难道不应该?”

  “应该!可是这个东西谁来赔呢?”我指着车窗外一座倒塌了的三层楼房—— 从它遍体鳞伤上去判断,这是大武斗的杰作。

  “这个我想管也管不了。”他连连摇晃着脑袋,“我只想管好我自己!在这乱世之秋洁身自重。”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赤诚,我才格外为我这位朋友担忧。崔队长每天早晨要到车厢来点名。我看看时间已快到了,再和他作纯理性的争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便一步迈到座位上,把他搬上行李架的破烂玩艺,又三下五除二地请了回来。我向他发表声明说:“这些破烂东酉,主权属于我叶涛,不属于你范汉儒。我愿意把它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别人无权千涉。”

  “叶涛!我真有点不理解你了。”

  “我可理解你!”我严肃地告诫他说,“二十世纪头号的痴、呆、愣、傻。押车来的不是‘黑姚期’!”

  范汉儒不吭声了。我也不愿意再给他火上加油,因为陶莹莹中途下车,已经给了“六点钟”很大的精神刺激。哪知崔队长腋下夹着花名册,刚刚走进我们这节车厢,还没容他张嘴训话点名,范汉儒倒喧宾夺主地先开口了:“崔队长!我不小心,打坏了一块车窗玻璃。队长问问列车长,这玻璃值多少钱。我照价赔偿!”

  我心里咯噎一声。车厢内顿时为之愕然。

  崔队长走到车窗旁边看了看,两条淡淡的眉毛立刻皱了起来:“真是怪事!你们上车之前,我三番五次去向你们交代,只要打开里层车窗,就按企图逃跑论处!现在,外层车窗被打破了,显然你们是打开过里边的车窗,这是啥子行为?”

  “车厢空气太问,范汉儒出于好心,想让大家透透风……”我的话还没说完,崔队长脸色就阴沉下来,他双手把蓝大衣往两边一分,叉着腰说:“刚才为范汉儒的啥子毛病,你们就闹了一回事了,现在,范汉儒已经承认窗玻璃是他打碎的,你们干啥子又跳出来帮腔?”

  “崔队长,我想打开车窗是因为……”

  “因为啥子?”崔队长终于抓住了范汉儒送到他手里的辫子,“因为你反动透顶,你想逃跑。过去在海滨劳改农场,有干部包庇你;现在,你头上那把保护伞没有了。是革命左派押解你们,是革命左派改造你们。以后,我跟定了你们这群右派,非把你们改造得笔杆条直不成。现在,我第一次执行革命左派改造反动右派的任务。用啥子东西?用专政工具!”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铁镯子——手铐。

  范汉儒愣住了,他争辩着说,“我要想逃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

  “坦白了从宽处理。”崔队长掂着那副手铐说,“你要不是坦白交代,我给你戴的就是狼牙铐了。这是对你的宽大!”

  范汉儒急了:“我没有逃跑的意念,我……”

  “打破的玻璃窗就是证据。”崔队长扳起了脸。

  “那么大的一个窟窿,就是杂技团的猴子钻火圈,也钻不过去。何况我是个人?!” 范汉儒据理力争,他的脸涨得紫红。

  崔队长没有多废话,“咔嗒”一声,熟练地把范汉儒两只手铐在了一起。他用眼角瞟着范汉儒说:“我挨个翻过你们的档案,这些牛鬼蛇神里,以你的出身最为反动。你哥哥解放前是驻守锦州的大战犯范汉杰,真是有啥子哥哥,就有啥子弟弟。”

  “那是我在‘反右’时胡诌的,真写进了我的档案?”范汉儒吃惊地张开他厚厚的嘴唇,汗珠从他的大脑门上滴落了下来。

  “啥子胡诌?常见人往脸上贴金,还有往脸上抹猪粪的?我奉劝你态度放老实一点,不然,到了河滨农场……”崔队长发现自己失口说出了去向,迅速改口说, “……无论到了哪儿,都不会放过你的!”

  崔队长抖了抖蓝棉大衣,狠狠地在范汉儒脸上剜了一眼,夹着花名册到别的车厢去点名了。当拉开车门时,他把脖子扭成麻花,郑重地警告我们说,“我再重复一遍,在押送你们移转的途中,谁敢打开里扇的车窗,就和范汉儒一样论处。”

  蓝棉大衣象巨大鸟翅一样“呼扇”一下就不见了。

  车厢里沉寂得如同一池不起波纹的死水。

  唯有“咔嚓咔嚓——”的车轮奔驰声,占据了车厢的每寸空间。它的声音那么单调呆板,更增加了车厢中的愁闷空气。

  范汉儒手上捧着那副“铁镯子”,悲愤地坐在那儿喘气;随着列车的左右摇摆,那悬挂在手铐上的“红卫牌”黑锁,象个秤砣一样来来回回地在他腕子下抖动着。我和他挨肩坐在一起,几次动了狠狠地挖苦他两句的念头,以让这个呆子“识点时务”。但看到他那副倒霉的样子,又把滚到舌尖的话咽了回去。难道他真错了吗?没有!

  “给我口水喝。”他开口了。

  我倒上一杯水,递到了他的手里。他用双手捧着杯子,一饮而尽。

  “我心里火烧火燎,再来一杯。”

  我看他戴着手铐喝水,很不方便,便把水杯举到他的唇边。

  他摇摇头:“我不习惯叫别人喂!”

  我只好把水杯交给他——他的执拗是无法抗拒的。

  “这倒也不错,尝尝带‘镯子’的滋味。”范汉儒苦笑了一声,“过去,我在电影上看见戴手铐的犯人,总会想到他们的手腕子一定非常疼痛;其实,它除了叫你行动不方便以外,也没有特殊的感觉。”

  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那你就努力争取换一副狼牙铐戴戴,尝尝它的滋味吧!”

  他象回忆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眨眨眼睛说:“陶莹莹好象戴过那玩艺儿。”

  “何以见得?”

  “那天,我去帮她们‘女号’检查鸡瘟,她给病鸡打针时,我好象看见她手腕上有一圈小圆坑。叶涛!她能受得住,我堂堂的男子汉,更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他的神情似乎更坦然了。

  “你怎么不想想,争取不戴手铐呢?”我责备地望着他。

  “叶涛!这由得了我吗?”

  “刚才完全是你自找。”我愤然地说。

  “我承认。”

  “那你就改改你的脾气吧!”

  “我不想改。”

  “受罪活该!”我背过了脸去。

  他看我生了气,用胳膊肘捅捅我,带有歉意地对我耳语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我这个人……就这副德性,再改造我二十年,三十年,直到在我身上堆起坟头,我范汉儒也不会有多大的起色了。老弟!如果我惹你生气了,请你多原谅点;别忘了,咱们可是度荒年月的患难之交啊!”

  我头也不回,但心却跳快了。

  “老弟!你的心真就那么硬,还要让我这个戴着手铐的人,向你鞠躬赔礼吗?”

  我还是一动不动,但感情的堤坝开始决口。

  “咱俩都是属鸡的。老弟!那年的七月十四。我们对着一轮皓月……”

  “别说了!”我猛然回过头来。

  他对我憨笑着。

  我的眼角湿了。

  “我对不住你。”

  “你对得起人生。”

  “你不生我的气了?”

  “我根本就没生气。”

  “那你就帮帮我的忙吧!戴着这玩艺,衣裳是没法儿穿了。我有点冷,你把你那件皮袄给我披上吧!”

  这时,我才发现范汉儒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绒衣。一个刚刚退了烧的人,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是容易引起其它病症的。我急忙把我的破皮祆从座位上拽出来,这时忽然看见了陶莹莹那件半身呢大衣。我想,这件呢大衣尽管比我那件皮袄要薄一些,但是陶莹莹的,对范汉儒来说,披上它也会更能增加他的热力,便用力把它从座位上往外一拽;“叭嗒”一声,从泥大衣口兜里滑出来一件东西。我弯腰捡起来一看,是用白纸叠成的小船。

  “瞧!”

  范汉儒两眼直了:“她怎么还有这样的童心呢?真怪!”

  “一点不怪。”我说:“我估摸这是给你的一封信。”

  他将信将疑地,把这“纸船”拆开,几张白纸的背面,果然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汉儒同志:

  现在我可以这么称呼你了,因为我已满了刑期,按规定可以算是半个公民了。

  我很自卑,在你面前尤其自卑。虽然我在“女号”,离你们有几十里地远,但你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很多。田队长是个很有修养的劳改干部,她在对我们进行教育时,经常举出你在鸡场的事例,于是我了解了你。至于田队长对你怎么这样了解,我不好过问。据她说,在度荒年代,你宁可煮菜帮子吃,也不动农场一个鸡蛋。只凭这一点,就看出你是一个毅力极强的人。我们这些女囚,按说比男人更该自重,不,在那几年,她们无所不吃,在葡萄园干活时,把没成熟的酸葡萄往嘴里填;甚至刚刚打过农药的青桃,她们也在所不惜。我是狱医,经常为抢救这些因饥荒而丧失理性的女号,白天黑夜地奔忙。田队长还告诉我们:你清白如水,从鼠洞里掏出的四个鸡蛋都交公。

  老实说,在这社会的最底层,我听见这些事倩,就象听童话那么新奇。按物理学解释:“一旦物质承受了超负荷的压力,没有不破碎或变形的。你是属于哪一种稀有物质呢——我常常这么想。记得,有一次你在总场部做养鸡方面的报告,我们 “女号”派代表去参加。那是我一次看到你。当时正是盛夏,你赤着双脚,头戴一顶荷叶形草帽,大概因为天气太热之故,你把草帽摘下来当扇子扇风,我才看见你面型特征。你前额是那么大,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电影中的列宁。

  当然,这样的比喻很不恰当,可那是我的真实感觉,我找不出更好的比喻来了,只好这样吧!

  “我……我不能再看了,这是给你一个人写的!”我尴尬地把眼神从信纸上收回来。

  范汉儒用戴铐的手拉住了我:“刚才你分担了我的痛苦,现在,你有资格和我同享快乐。”

  “信上快要出现……出现热乎词儿了,还是你一个人……”我站起身来。

  “老弟!你是过来人了,当参谋就当到底嘛!你得帮我多拿主意呀!”

  我只好又坐了下来。

  范汉儒继续轻声读了下去。

  后来,你来我们“女号”的养鸡场了,我很激动,似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流露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用心里的尺,量了量我自己,我们中间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而这些距离,是座山,难以攀越;是条急流,有船也难以渡过。偏偏这时候,你在荒芜的古道旁向我开口了。我的心乱极了,真的,到今天我都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你的了;我的心一个劲跳,一直跳到我们分手……

  还记得那次稻田风波吗?你们那位队长训斥你,我听了比训斥我还难受。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你产生了……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突然站起来,干了那么一手活儿。那天,我们“女号”冒雨收工回来,我刚换上干净衣裳,田队长就推开医务室的门,走了进来。她问我:“陶莹莹!那草里的苗真是你拔下来的吗?” 我很犹豫,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来询问这件事情。我想说谎瞒她,但是她那双眼睛是诚挚的(她一直对我非常关心),我立刻把谎话咽了下去,把真话吐了出来:“不,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拔的?”她问。我说:“田队长!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只觉得那么一个人,不该挨训。我……我太冒失了,今后决不再重犯这样的过失了,您批评吧。!”我低着头,等着她的批评;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我一抬头,不知她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医务室。真奇怪!

  我一直惶惶不安。直等到我解刑的那天,她才告诉我,她不谴责我那次冒失行为;正相反,她认为我还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良知——尽管我当时是服刑的女囚!我影影绰绰从她嘴里知道,你们那位队长所以被撤了职,去当管理员,是她到场部告状的结果。几天前,她又把我找到队部办公室,我等着她布置任务,可她一直也没说话。

  我问:“田队长!您有事吗?”

  “没事,你走吧!”

  我刚走出屋子,她又喊我:

  “你回来!”

  我重新站在她的办公桌前:“您今天是怎么了?”

  “再过几天,你可能要离开你服过刑的土地了!”她声音极轻。

  “去哪儿?”我马上说,“我不愿意走,我在这个队呆熟了。几年来,您对我帮助很大!”

  “这不是经过人为的努力,就能把你留下来的事情。”她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 “临走前,你有什么话说吗?”

  我难过地说:“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教育,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听的不是这个。”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想法,比如:个人的生活问题,你还是个姑娘啊!”

  “我没想法,只想一个人自食其力……”

  “陶莹莹,这不是实话吧!在稻田发生的那件事,我这个当队长的可不是瞎子……”

  我心乱如麻:“田队长,我……”

  “你很有眼力,分得清黄土和朱砂。”她思忖地笑了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爱人在他们男队当队长,你如果真对他……在你临去山西之前,我可以通过我爱人对范汉儒透个信儿,范汉儒是个诚实的人……当然,范汉儒能不能原谅你犯过的那次错误我不敢担保,……你看,我这个当队长的,竟管起你的私事来了!”

  “我……我……我……”我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这是你的自由,我只是问问你。”她解释着,“因为他们也去山西,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不知把你们分到什么地方去。当然能到一块更好,万一要是离得很远,就难再有碰面的时候了,所以,我事先问问你。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心跳得挨着了嗓子眼,“田队长!我非常感谢您。我的父母都和我断绝了关系,您……”

  “回去考虑一下,明后天给我个回话!记住,这是属于你的自由,不要因为我是队长,就有所屈从,我们今天谈话完全是平等的关系。”

  我回到就业人员的宿舍,当天夜里失眠了!汉儒同志,我不是考虑我愿意不愿意,而是考虑到我不该和你建立那种关系。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而你虽是“右派”,品质却是水样的透明……

  还没容我去回答田队长,开往山西的日期提前了。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匆匆忙忙地上了卡车,又匆匆忙忙地登上了火车。我的天!跟我们同车来山西的竟是你们那位队长!我的心真是不寒而栗!还算好,他没有认出我就是在稻田里干扰他对你发威的女犯!由于我是个“医生”缘故,被安排在九号车厢,这儿是押送人员专列,不象其它车厢那样拥挤。趁着还没有病号来找我的时刻,伏在小桌上给你写了这封信。因列车不停地摆动,字写得歪歪扭扭,请你原谅。我想写完信后,借着在车厢巡诊的机会递交给你。可是我不敢保证我自己,能有那么大的勇气——因为理智始终在我耳边回响: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我感情上已经不能自我克制,只好孤注一掷,听从上帝的安排了!

  此祝   冬安

  陶莹莹,于九号车厢

  如果命运使我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也请你想办法回我一封信,因为我们女队的去处,总是可以打听到的。我等着!我期待着!

  ——陶莹莹又及

  …………

  我俩久久相对无言,围拢在我们周围的伙伴都肃然无声。人,在最激动的时刻,常常出现沉默,而现在,车厢里就沉浸在这种沉默之中。片刻之后,喧嚷声突然在车厢中迸发:“‘六点钟’,你真是个福神!”

  “她就象她的名字一样透明!”

  “这件衣裳是她有意留给你的!”

  “这真是沙漠中的青草,苦难大地上的抒情诗!”

  “祝福你!倒霉的范汉儒!”

  “愿你们将来能百事如意!”

  “……”

  范汉儒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笨拙地叠着那几张信纸,他想把它仍然叠成一只船,但颤颤嗦嗦的手指怎么也不听他的指挥。我拿过来,沿着信纸上留下的折纹,把它叠成了原来的模样——一艘鼓着帆的小船。

  他把它捧在手上,凝神地望着,望着。

  我不想打扰他的思绪,闭上了眼睛。

  “叶涛!别睡觉。窗外有条河!”他说。

  “那是汾河!”我闭着眼睛回答。

  “它流向哪里?”

  “陪伴着咱们这趟车一直流向黄河!”

  “要是把这只船放进河里……”

  “老兄!你看不见河床已经开始封冻了吗?”

  “那么说,它飘流不到它的终点了?”

  “哪儿是它的终点?这儿——”我睁开眼睛指着他的心窝说,“这才是它的归宿!”

  “不,它应该流进黄河。那儿浩浩荡荡,一泻千里,这张帆应当和我们编成一个开拓新生活的船队。黄河是我们伟大民族的诞生摇篮,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他神色异常激动,镜片后的两眼熠熠放光,“叶涛!刚才‘催命三郎’不是无意地露了一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什么河滨农场吗?从‘河滨”两个字上去分析,那儿一定靠近黄河。”

  “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不正是为了以合理借口卸下你腕子上那副铁镯子吗?你在劳改队这么多年,怎么这点见识都没有?”

  范汉儒略有所悟地:“真?”

  “你等着瞧吧!”

  几天之后,我们大队人马扛着锹镐,去引黄工地上开冻方挖大渠时,我这个 “估计参谋”的估计应验了:在狱墙外大约一里多地的平场上,我看见了范汉儒。他和几个穿着囚衣的“老号”,正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圈圈里,清理着瓦砾和积雪。此时太阳刚刚出山,范汉儒冒着料峭的春寒,已经光着脊梁挥锹大干了;阳光照在他的结实的胸脯上,晶莹的汗珠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他赤裸的躯体上滑落下来。当我们的队伍经过铁丝网时。我禁不住欢欣之情,含蓄地向他打着招呼:“喂!东边日头西边雨!”

  他回地头来,立刻回答:“道是无睹却有晴。”

  “分配你干什么活儿?”我压低话音问。

  他的诙谐和豁达的性格,随着双手解禁而复活。他打着哑谜说:“喂你!喂我!”

  “这是什么意思?”。

  “咯咯咯——”他伸长脖子学了声鸡啼,然后严肃地说道,“姜老头叫我领着几个犯人,在这儿建立一个养鸡场。”

  “那不是触犯了政委的神威了吗?”我有点担心。

  “姜老头说了,‘他搞他的政治,我抓我的生产。’”范汉儒悄声说,“牛蹄子分两瓣,各弹各的调儿,各走各的道!”

  我为范汉儒高兴:“这么说。你有盼头了?”

  “人世间总是好人比坏人多。”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不然的话,那个新权贵会把我给整死!”

  我笑了。但笑得太早了。第二天我们经过铁丝网时,范汉儒和那几个“老号” 的影子就不见了。我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几天以后,范汉儒和那几个老犯人又出现了。我刚长出一口气,范汉儒和那几个犯人又不见了;之后,又复出了。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况,终于使我明白了:崔煊政委并没有睡觉,他正和姜场长进行较量;范汉儒能否解禁来劳动,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因此,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用路过铁丝网,能否碰到范汉儒,来判断农场气候的阴晴——不,应当说是用它来揣摸我们国家的命运。尽管我们褴褛的衣衫上无一例外地都补着补丁,但那双双眼睛上没有补丁——它们的亮度赛得过探照灯。

  时间,象火车车轮飞快地滚动……

  时间,象大河流水奔腾而过……

  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个养鸡场也没能落成,忽儿停工,忽儿开工;忽儿“月缺”,忽儿“月圆”;忽儿“寒流”,忽儿“暖流”……在巨变的气候风中,范汉儒就象置身于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抛上九霄云天,一会儿又坠落到地面。有一次,是农场“阴转晴”的日子,我独自一人,从引黄工地上回来取生产用具,在铁丝网边碰到了他。

  “有消息吗?”他很着急。

  “没有信来。”我知道他说的“消息”是什么。“

  “你没有想办法打听一下吗?”

  “我问了,其他干部不知道女队的落脚码头。我乍着胆子问了一回崔煊,碰了一鼻子灰!”

  他失望地摇摇头:“完了!”

  “你可以和姜场长说说你的事么!”

  “谈过了,他说现在顾不上考虑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呢?”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左斜眼’为什么来山西,来了山西根子又这么硬吗?太原有个大造反派,是和他一块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煊这个小小芝麻粒大的干部就不可一世了。姜老头每天应付他还应付不过来,怎么能顾得上管儿女情长的私事呢!”

  我沉默了。

  “只当是场梦吧!”

  “别这样想,接不到陶莹莹的信,一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

  正是这样,直到那震惊寰球的“十月雷鸣”,范汉儒结束了“候补囚犯”生活时,这个不解之谜,才算是解开了。有一次我和范汉儒正在一边对饮,一边缅怀往事,不知什么时候,崔煊出现在我们那张自制的小桌旁了。我很扫兴,装作视而不见;范汉儒则反其道而行之,斟满一杯酒举给崔煊说:

  “政委!喝下这杯酒吧!这是喜酒。”

  “啥子酒我都不会喝哟!”他尴尬苦笑着,“今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啥子政委了,我已经向姜场长写了辞职报告。”

  “不行,您可不能辞职,我还等着您领着犯人开我的批评大会呐!”范汉儒含而不露地,把酒杯递到崔煊手里。

  崔煊自我解嘲地咳嗽两声:“我今天,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通知我再次搬进监号?”范汉儒火辣辣地说,同时站起身子,“我马上就跟您走!”

  “你这是说啥子话哟!我是来告诉你那个叫啥子……啥子陶莹莹的事情。”崔煊木呆呆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当时,你正被审查,她给你来了一封信,按照规矩这信是不能给你看的;后来,工作忙忙乱乱,这封信找不到了。”

  “地址还有吗?”范汉儒顿时忘记了一切。

  “她在……晋北曲庄砖厂医务室。”崔煊背书似的回答。

  范汉儒立刻掏出小本子。崔煊阻拦说:“不用记了。你不是和姜场长谈过这件事吗?他今天上午给砖厂打个长途电话,想把她从砖厂调来。我么,也表示同意。过去么,啥子话都不用说了!今后……”他谢了顶的头发里,爬出几滴汗珠。

  范汉儒被突然降临的喜讯占有了。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想发泄一下几年的积怨,但崔煊站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样尴尬狼狈,就象一个面临着被洪涛淹没的人,向他呼吁救生圈一样。范汉儒沉吟了老半天,重新把那只酒杯递给崔煊说:“我虽然当了六年多‘候补囚犯’,那毕竟是昨天的事情了!政委,你今天正好碰上我们喝酒,就把这杯干了吧!”

  崔煊毫无生气的脸上,露出一丝呆呆的笑意,他木然地端起酒杯,喝了那杯酒。随着形势的巨变,似乎有许多“堵窟窿”的善后差使等他去做,他没敢多在我们宿舍停留,匆匆地走了。

  此时此刻,我们才知道了范汉儒和陶莹莹之间的隔音墙是崔煊筑起来的。严峻的历史没有宽恕他,几个月后,这个湖上高楼顶上的小跳蚤,被时代的铁扫帚打了下来,先是去干他在河滨农场干的角色——管理窝头、白菜;没过多久他从食堂里消失了,姜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宣布,送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啥子队长”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事隔不久的一个公休天,范汉儒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他对准我的耳边说: “叶涛,快起来!”

  调动陶莹莹的事,麻烦得很!这几天他一直念叨这事,因而我认为又是有关她的事:“离列队迎接她的日子还早着哩!”

  “不,不是这事!”

  “……”

  “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去找了姜老头,并且替你请了假,咱俩一块去看看黄河。” 他欣喜地说,“本来,我昨天晚上就该告诉你这件事的,怕你因激动而失眠。我…… 我一晚也没睡好、快起来吧!”

  我看看手表:“上午的火车赶不上了!”

  “姜老头借给我们一辆公家自行车,我带你一段,你再驮我一程。几十里地,两个轮子一转就到。”

  时值初秋。群山苍翠,稻谷金黄,通往风陵渡的公路上人欢马啸。范汉儒用自行车驮着我,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蓝天深远,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似乎都溢着香甜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骑着车,在长安大街兜一圈风……”我向往地说。

  “不,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准备留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陶莹莹除了‘右派’的问题,还有因医疗事故判过刑的问题。即使将来安排工作,她恐怕也要长期留场就业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黄河。滨河小镇上工作有的是,养鸡也行,在学校里教外语也行。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劳改,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必须我一翘脚就能看见黄河。”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会同意的。因为我爸爸深爱黄河。”

  “陶莹莹呢?”

  “当然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你想,她在农场当就业职工,会愿意我范汉儒离她十万八千里吗?当然,我只怕人家攀了新枝,搭了新窝,我‘六点钟’就玩完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也不想离开这里。黄河能使我奋进,使我心胸开阔,它能使我永远记住我是黄河的子孙!”他一手扶着车把,把腕子伸出,“你看,狼牙铐给我腕子上留了一圈疤疤,可是我想到黄河的胸襟——那是我们伟大母亲的胸襟!”

  “陶莹莹绝不会变。”我把话题又拉回到他和她的事情上,“只怕你将来处境一变,礁不上劳改农场里的女职工,当个陈世美!”

  “你胡说些什么呀!”他回头瞪我一眼。

  “那我打保票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调来!”他叹了口气。

  “几年都等了!现在你怎么倒沉不住气了?”

  “老弟!你进劳改队前,就有了儿子了!我呢?”

  “将来总会有的,当然,也可能是个女儿。”

  他神经质地说道:“如果生了男孩,就叫范黄河,假如是个女儿,就叫陶黄河。不过,现在八字还没一撇,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我笑了:“不是梦,是明天的现实。”

  “瞧!”范汉儒突然在自行车上伸长了脖子,高喊起来,“我们能看见黄河了,你看它多宽阔!”说着,他两腿蹬快了自行车的踏板,并旁若无人地扯开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起了《黄河颂》:

  ……

  啊!黄河!

  你是我们民族的摇蓝。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在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

  在你的周围扮演!

  啊!黄河!

  ……

  亘古,黄河两岸自发生过无数悲恸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不过是昔日

  故事的续演……

  这是范汉儒唱的歌吗?怎么唱得那么动听?我凝神细听,不禁自己对自己笑了。这是在将要过风陵渡黄河铁桥时,列车广播室里播放中央乐团的《黄河大合唱》。

  列车员显然是太性急了一点,这儿刚刚驶进我曾洒过汗水的河滨农场地界,离黄河边小镇,离横跨黄河的铁桥,还有两三站地呢!这儿我太熟悉了!透过车窗外零乱飘舞着的雪花,我看见那闪亮的地方,是沼泽形成的湖;那高高隆起的地方,是我们和囚犯共同挖成的黄河大堤;那一排排象豆腐块一样的地方,是曾经留下我们无数噩梦和美梦的宿舍。对!就是在那排宿舍里头的一间,是我和范汉儒、陶莹莹告别的地方。

  那次我和“六点钟”瞻仰黄河归来不久,春风第一次吹到了我的身上——我接到调我回城工作的调令。本来,在我离开劳改农场的时刻,范汉儒是准备为我收拾行囊的;怎奈那天是鸡场购买雏鸡的日子,范汉儒责无旁贷地到鸡场挑选鸡种去了。我正在独自收拾东西,外边有人叩门。接着,一个清脆的女声传了进来:“请问,范汉儒住在这儿吗?”

  我惊喜地回过头来:“请进。”

  正是她——范汉儒在梦话里多次念叨的陶莹莹来了。她穿着一身最常见的灰的卡制服,头上围着一块鸭黄色的围巾;由于此时正是早春时节,那张白皙的脸被风刮得绯红,显然,她是刚刚调到农场医务室,就匆匆奔我们的宿舍来了。从她和范汉儒在夜车上分别,才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她明显地变老了;致使她站在离我四、五米远的门口,我仍然看见了她白净的前额上那浅浅的皱纹。她仿佛发现了和我似曾相识,稍稍思忖了片该,不无拘怩地说:“你是……在列车上为范汉儒找医生的……”

  “对!我是叶涛!”我伸过手去,“范汉儒的朋友,你刚到场吧?”

  “坐夜车来的,真远!”他和我握过手,坐在炕沿上。

  “来!喝杯热水。”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老范出工了,我待会去鸡场中他,他盼你来盼得眼发蓝!”

  “你……这是……”她避开了我的话锋。

  “我在准备北上,回城去工作。”

  她敏感地低下了头:“老范为什么不走?”

  “他向落实政策单位打了报告,请求把他分配在黄河边上的小镇。”我笑了, “什么原因?相信你……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他应该回北京!”她淡淡地说。

  我惊愕地望着她:莫非这几年她真的有了属于她的新星座?既然是这样,她为什么不拒绝调来这个农场呢?她很聪明,好象立刻意识到我目光中的含意,仰起头来对我说:“你也许误解了,该怎么把我的意思向你说清楚叱?!概括地说,我认为老范是个素质很纯的人。尽管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谈心机会,更没有彼此深入了解的条件,但我看不见他身上的一点杂质,透明得就象我们医药上常用的蒸馏水。”

  我兴奋地说:“你很了解他嘛!”

  陶莹莹莞尔一笑:“可是我……”

  “你太自卑了。”我爽直地说,“你叠成小船的那封信里,就一连写上几句 ‘不可能’。其实,老范并不计较你犯过刑事错误,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并不说明你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只要是一个热爱我们国家的人,不管她犯过什么错误……”

  “叶涛!我走了。”她突然站起身来。

  “别走。”我只当是自己哪句话挫伤了她的自尊心,忙劝阻说,“你坐一会儿,我去鸡场叫老范回来,他的活儿我去干。让我说一句粗话,他在梦里都呼喊过你的名字。”

  她脸“扑”地红了,心情矛盾地绞着双手,在地上转了一圈,又坐在了炕沿上。我匆匆向鸡场跑去。刚刚拐过墙角,差点和迎面跑来的范汉儒碰个满怀。他大脑门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气喘吁吁地问:“是她……她来了?”

  “你怎么知道?”

  “姜老头到鸡场去喊我了,他顶替我在那儿验收雏鸡哩!”他擦了一把脑门上的热汗,笑成个银嘴葫芦,“怎么样?她还象先前那样吗?”

  “稍稍老了一些,但还不失为漂亮!”

  他迈腿要走,我一把抓住了他:“站住!”

  “我的心都冒烟了,你……”

  “我要告诉你,她好象比在火车上更消沉了。估计是看见‘右派’纷纷落实政策,她联想起了自己。”我再一次充当他的“估计参谋”,指点范汉儒说,“你要想办法医治她的自卑感情,就象她在火车上给你治病那样,最好能手到病除。”

  “有什么好的偏方?”他呆愣地问道。

  “表示你对她坚贞不渝!永远留在她的身边。”

  “还有……”

  “让她振作,让她乐观,切忌捅人家的伤痕!”

  “走。和我一块回屋去,我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他央求着我。

  “象你摸索养鸡规律那么认真地去探索你迟暮的爱情规律吧!”我说,“这事儿,我可不能当你的贴身‘保姆’了!”

  他激动地跑向了宿舍——只不过百十米远。我欢快地走了——却是千里迢迢。那天晚上,天下着蒙蒙春雨,他和她以及伙伴们,和我在细雨中告别。吉普车都快开了,我忽然想到还没向他俩说两句古利的话,又匆匆跳下车来,两手分别握着他俩的手说,“我祝愿你们幸福!到‘那一天’我一定从北京赶来!”

  范汉儒笑着——眼里涌出激动的眼泪。

  陶莹莹好象是哭了——不,那也许是天上降下来的雨滴!

  一切都朦朦胧胧:天,地,田野,车站。就在春雨潇潇之夜,我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三年、整整三年,现在,列车又停在这个小站上了。走时,蒙蒙春雨送行;来时,飘飘雪花迎接。我是多么想在这儿下车,去寻觅一下我留在这块土地上的脚印啊!但是范汉儒在河滨小镇焦急地等待着我——我想起了信里夹着的那根翎毛。

  火车又缓缓地开动了。初雪还在徐徐地飘落。

  我望着车窗外团团旋转的雪花,心里也象卷起了旋风。我不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一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范汉儒真地沾染了世俗习气,处境一变一切都变了?这不太可能。那么说是陶莹莹抛开了“六点钟”,心上有了“七点钟”“八点钟”了?似更缺乏依据。

  我百思不得一解,重新从背包里拿出范汉儒的“鸡毛信”。就在这时,忽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我肩膀一下,并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惊异地转过脸来:“汉儒,是你——”

  “我串了好几个车厢了,”他喘着气说,“终于找到了你!”

  “为什么不在河滨小镇等我,而在中途上车?”

  “一言难尽。”他快快不快地叹口气,“还是让我先看看老朋友吧:叶涛:几年不见,你的脸胖了一圈。”

  “你可瘦多了。”我凝视着他,“惟独大脑门还是不显小。”

  他解下脖子上的围巾,掸掸肩头上的雪水,坐在我对面的铺位上:“我的心乱极了,想不到真是一场梦,虚幻的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话使我深深吃惊。

  “我考虑当着她的面,很多话不太好说,就到前两站来登车找你。”他拿起我放在小桌上的茶杯,把半杯茶咕噜噜地灌进肚子,掏出手绢擦擦嘴唇,沮丧地皱起眉头说,“一句话——我们只能当个‘同路人’!”

  我马上火了:“到底还是你见异思迁了!你……”

  “你听我说嘛!”他急忙打听了我的话,“我们相处了多少年了,你看我是见异思迁的人吗?我要是那样一个两条腿的动物,何必留在这漫天风沙的黄河套?”

  “那么说,是她变了?”我已经急不可耐了。

  “她还是过去的她。”

  “你是在搞什么名堂?”

  “老弟!说来活长。”范汉儒掏出一盒“大光”牌烟卷,从中抽出一支点着了, “从你走了以后,我就照你给我出的主意办;我不断地给她鼓劲,要打消她的自卑感。我也和你的想法一样:蹲过监狱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忧郁症。何况她又是个女人,筋骨总不如男人硬。我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去碰撞她的伤疤,以免伤害人家的自尊心;好让她挺起胸膛走路,直起腰杆作人。老弟!我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真不比我教外语付出的少。可奇怪的是,一直没见多大成效。总象有什么重大事情,压在她心上似的,她常常在我面前欲言又止。我心里暗暗纳闷:莹莹是怎么了?也许她心里还有更大的隐痛没有吐露出来吧!”

  “我几次想询问她,都把话咽了回去。我想,爱情的力量无坚不摧;早晚有一天,她会向我倾吐出来的。因而我装作视而不见,用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全部热力去温暖她那颗心。她很感动,对我也很体贴,公休天她从农场跑到小镇上来,为我拆洗被褥,收拾房间,就是闭口不谈结婚问题。”

  我说:“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是不是……”

  她总是转移话题:“学生的外语作业本在哪儿,我帮你批改吧!”

  我说:“叶涛的孩子都二十多岁了!咱们……”

  她说:“你过冬的炉子烟筒,该换几节了;万一破烟筒漏了煤气……要不要早点把新烟筒买下!”

  “我谈东,她谈酉,反正她总是躲避谈那个问题。老弟!你知道人生活在世界上,既靠精神,又靠物质。一喘不淡漠物质生活,但更看重精神生活。因而,尽管她对我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小小的空隙。特别使我心情不快的是,她一直不和我一块去黄河边散步。你知道,我所以留在这风沙小镇,一个是因为她,一个是我喜欢黄河。有一天,我实在压抑不住忧郁之情了,问她:‘你,为什么不和我去看黄河?’

  “她摇摇头:‘我……我怕水。’”

  “稻田拔草,你不是站在水里吗?”

  “那水太浅了、刚淹没脚背。”

  “咱们只是去散散步。又不是到黄河里去游泳?!”

  “她连连摇头:‘不,不去。在这间小屋多安静!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你也别去!啊?’她的眼里流露出怯懦的光,真使人难以理解。”

  “我依了她。我又给她讲我爸爸被日本人抓去,在黄河背纤的经历。她流露出不安的神色,用手捂着我的嘴说:‘老范!我求求你,不要讲这些了,你爸爸和你都是优秀的黄河子孙。我……怕听这样的故事,因为……’

  “‘这为什么?’”我觉得她无意间泄露了一点心声。

  “因为……你别问了,好吗?”

  “我偏要问!”我来了犟劲,“难道你不是我们黄河儿女?”

  她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她哭了,“你偏要追求我。我是……我是很喜欢你的,但终究……你不会喜欢我的,所以,我始终……始终没存奢望能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麻,一边给她擦泪,一边握住了她那颤抖的手,安慰她说: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们在苦难的土地上相逢……”

  “苦难中播下的种子,未必都能结果!”她痴呆呆地望着墙角说,“我何尝不想有个家,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理智早就告诉我这是一朵虚幻的花。我还是经受不住感槽的煎熬,从砖厂到这儿来了——这是我的过失!”她默默地垂下了头。

  “莹莹!”

  她看看我没有回音。

  “莹莹!”我再次呼喊她。

  她站起来,用我的手巾擦着脸上的泪痕。

  “莹莹!”我第三次用生命呼喊她了,“你今天怎么了?”

  她对着我桌子上那块破镜子,拍打一下自己零乱的头发,围上那块鸭黄头巾,淡淡地对我说:“老范!我们都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让我们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我在门口挡住她。

  她心情矛盾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一直痴呆地看着我。她的目光专注而深邃,就好象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一样;然后,她突然紧紧地拥抱了我,吻我的前额,吻我的脸颊,吻我的嘴唇……同时,在我耳边喃喃地说:“原谅我吧!一个不配爱你的人,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打扰了你这么多年的平静!现在,我不能……不能…… 再瞒住你了。我……”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连彼此的喘息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莹莹!你刚才说些什么?”我问。

  “没说什么!”她低垂着头,胸膛起伏。

  “你不是说有什么瞒住我的事吗?”我头脑开始清醒了,索性一竿子插到底。

  “你最好不要听!”

  “为什么?”

  “因为截止到现在,陶莹莹的形象在你面前还是完美的,尽管脸上有了皱纹!我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个形象。不然……不然……”她眼角潮湿了,“你会后悔的!你会恨我的!”

  我猜测地说:“你不是错划右派后,又犯有医疗事故而判刑的?”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说:“如果我因为流氓犯罪……”

  “只要是改了,我不计较!”我说。

  “如果我曾经是个小偷呢?”

  “只要是改了,我也不计较!”我重复地说。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它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莹莹,你你……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我就是一个叛国犯!”她抬起了头,脸白得象一张纸。她嘴唇哆嗦着,不,连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了,“我早就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我总怕因此而失去我已经获得了的东西;今天,我应该把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交给你了。”

  我如受雷击,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她哇地一声哭了,从我屋里跑了出去。

  我追出院子,喊着:“陶莹莹!你站一下!”

  她听见我的喊声,反而跑得更快了。

  “你在骗我,这绝不会是真的!”我似乎是疯了。

  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跑向了河滨小站。

  小站上熙熙攘攘,人和人接踵擦肩。那些旅客可能真地把我当成了疯子,互相交头接耳;认识我的学生,则把我围拢起来:

  “范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您准备乘火车到哪儿去?”

  “是啊!我是准备到哪儿去呀?”我昏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如果她真是…… 我该怎么办?”我沮丧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垂下了头。我希望陶莹莹坦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将承受信念和爱情的严酷折磨,它就象两个人在我心上拉着一把大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经得起心河滴血的痛苦。

  “我认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基于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没有沉沦。难道在冰河解冻,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反而把我视若生命的东西丢开吗?我没有别的幻想了,唯一的冀求,是保存着陶莹莹昔日留给我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曾经背叛过祖国的人!不,这不是冀求了,而是对命运的虔诚析祷。为此,我特意去找了政委兼场长的姜老头,但是我的希望破灭了,姜老头告诉我,陶莹莹确实有过逃离祖国的行为。她不是什么小偷、流氓犯,五七年她被错划右派后,并没有出过什么医疗事故,而是和另一个医生一起从国境叛逃。她的同伙,游过了国境河,她游到河心,被边防军抓获。叶涛!我如同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在这风沙小镇上又没法跟人说,所以给你发了一封急信……”

  我沉默地低下头,说不出一句话。他手指夹着那支早已熄灭的烟蒂,竟忘了把它抛进烟缸。

  火车奔驰着,奔驰着……

  列车员又在播送着《黄河大合唱》了。

  “后来呢?”我自感声音里充满苦涩。

  “姜场长让我自己抉择。”

  “你怎么打算?”

  “你是了解我的,尽管我们历尽沧桑,却没做过一件有损于国家的事情。我常想:屈原受了那么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楚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汩罗江,被后代称之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么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么能再继续下去?— —虽然,这对我比刀剜心还疼,对她来说如同失去生命;但随着岁月的更迭,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范汉儒摘下那副眼镜,下意识地擦来擦去,“我把你叫来,是倾吐一下我心中的苦水,听听你的意见。“

  “陶莹莹经受得住这个致命打击吗?”我忧心忡忡地问。

  “别看她外表懦弱,她是个很坚强的人。我们是一度同路的朋友,将来也想保持这种关系。

  “她不一定愿意。”

  “那怎么办呢?”

  “她命运也够苦的!”

  “苦瓜未必都能长在一棵蔓上啊!老弟!”

  “我了解你的固执。”

  “这种固执很廉价吗?”

  “它很可贵。”我说,“但是你应当看到,因为过去的畸形政治而逃遁国外的人,有的今天回国参加建设……”

  “我尊敬这些同志的回归,象尊敬陶莹莹一样。”他打断我的话说,“可是尊敬毕竟不是感情,我是和你谈我和她的爱情问题。”

  我隐入了苦思之中。

  “我几次去农场看她,她对我说他想离开这儿回砖厂去。我告诉她,你最近要来海滨小镇,她说她很想见你—面;现在她正在学校宿舍等候我们。”

  列车喘着气,终于在滨临黄河的小站上停下来。

  范汉儒替我提着旅行包,我俩匆匆走下被初雪覆盖着的站台。当我们来到他这间宿舍时,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大概是怕凉了,饭菜上都扣着盘子和饭碗——但她却不见了。

  范汉儒去厨房——没有。

  范汉儒呼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突然从桌上的小闹钟下发现了一张信笺:

  汉儒、叶涛:

  原谅我不辞而别吧!

  我很怕见你们——虽然我很渴望和你们在一起;但我走错了一步,无颜以对 “江东父老”了。

  我对不起祖国!

  我愧对生养的父母!

  父母和我断绝了关系,是他们洁身自好,我很崇敬他们的行动。昨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县政委转给我的一张原机关重新审查我问题的结论:划我右派是错误的,但我的出逃同样是错误的。考虑到我的出逃“事出有因”,决定恢复我的公职—— 成为农场正式的医生。对着这张打字纸,我哭了;我不是委屈,而是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但我不能宽恕我自己。老范那两句话说得多么好啊!“别的错误都可以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不能自我宽恕的罪过。今天早晨,我来小镇以前,拿着我的结论去找了姜政委;你们能猜测到,我是请求他把我调走的。去哪儿?哪儿都行,只要离开河滨农场。姜政委最初很犹豫,但他理解了我的痛苦之后,当即和砖厂通了电话,决定下午用吉普车把我送回砖厂。

  汉儒、叶涛同志,我从砖厂到河滨农场来,就是个错误。现在,理智告诉我,与其和老范离得这么近,不如远在天涯的好。令天,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小镇和老范诀别,当然想见叶涛一面,但是见了叶涛我该说些什么呢!讲我为什么怕水—— 我是在出逃时的国界界河中被捕的;讲我为什么从不去黄河边上散步——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我很珍视汉儒同志给予我的感情,但我没有资格来获得!希望你们从头脑里抹去陶莹莹的影子吧!

  我走了。

  你们不要再返回农场来送我。来小镇前,我已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回农场后即刻奔赴晋北砖厂。原谅我,使老范为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但我要说,我不是存心欺骗一颗赤诚的心,而是因为我的错误实在难于启齿……

  祝你们重逢愉快!

  祝老范能获得幸福!

  陶莹莹行前匆匆

  宿舍内静极了,静极了……

  只有桌上的小闹钟,在嘀嗒嘀嗒地鸣响着。

  我们没有心情吃陶莹莹给我们准备下的午饭,一口气跑上黄河大堤。是想寻觅陶莹莹的踪影呢,还是想抒发一下感慨万千的情怀呢?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我们站在我们伟大的母亲——滚滚东流的黄河之畔,极目眺望着被初雪覆盆了的原野。

  雪越下越大了……天是白的。地是白的。

  片片品莹的雪花溶入了黄河,汇成黄河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造成了黄河的精灵。

  我们两个“雪人”久久地站在雪地上,静听着黄河的涛声。它象述说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的故事一样,奔腾咆哮地从我们脚下流淌而过,一直奔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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