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

 

   

 

 

刘震云作品

  《新兵连》展示另一个不同角度的生存本相:兵营生活决非仅仅是“朴拙”“平凡”“琐碎”几字可以形容的,其所蕴籍的硬度和质感是笑里藏刀式的。“农民逻辑”指导下用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进行的明争暗斗、权经迭出。而这许多罪恶又被归因于生活的无情捉弄,所有剩余者都被赋予对明天的热望和信心,他们依旧能蹒跚在人生的旅途中,心里洋溢着五彩的梦——这是他们继续生存的理由。

  

  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肉看上去倒挺红,就是连连扯扯,有的还露着青筋。这一连兵全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农村人,肚里不存啥油水,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这部队的肉就是炖得有味儿。但大家又觉得现在身分不同往常了,不能显得太下作,又都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人人不把肉吃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全屋的人,就排长把肉吃完了。排长叫宋常,二十六八岁,把我们从家乡领到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排长吃完肉,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各人的盘底,问:“大家吃饱没有?”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吃饱了,排长!”

  “吃饱了整理内务吧!”

  “整理内务”,就是整理房子。这房子里,除了排长挨窗户搭一个铺板,我们班里十几个人全一个挨一个睡地铺。这时我的一个同村、也是同学,小名叫“老肥”的,便要抢暖气包,说:“我这人爱害冷,还是挨着这玩意儿合适!”

  其他几个外村的,便撅嘴不高兴:“你爱害冷,谁不爱害冷?”

  这时排长正在床板上翻自己的脏衣服(路途上换下的),不翻了,当头一声断喝:“李胜儿!”

  “李胜儿”是“老肥”的学名,我们在火车上已经学会了立正,“老肥”赶忙把手贴到裤缝上答:

  “到!”

  “睡到门口去!”

  “老肥”撅嘴不高兴:“我不睡门口,门口有风。”

  “有风你就不睡了?你说,你不睡谁睡?谁睡合适?你指一个!”

  “老肥”指不出谁睡合适,因为指谁得罪谁。

  排长说:“你指不出,就是你睡合适。你表个态,你睡合适不合适?”

  这时“老肥”的眼圈红了,说:“合适。”

  排长说:“既然你自己说合适,那你就睡吧。”

  排长走后,“老肥”边在门口摊铺盖卷,边埋怨大家:“你们都不是好人。咱们是老乡,你们怎么当着排长的面挤兑我?”

  大家说:“是你要抢暖气包,谁挤兑你了?”

  下午,一个班为单位,一块出去熟悉环境。这时“老肥”找到我,眼圈红了:“班副,我看我完了。”

  我说:“刚当一天兵,怎么说完?”

  他说:“看来排长对我印象极差。”

  走在旁边的白面书生王滴插言:“谁让你尿排长一裤了?”

  这是在闷子车上的事。我们从家乡到部队来,坐的是闷子车。车上没有尿罐,撒尿得把车门打开一条缝,对着外边直接滋。“老肥”有个毛病,行动中撒不出尿,车“哐哩”“哐当”的,他站在车门口半小时,没撒出一滴尿。别人还等着撒,便说:

  “你没有尿,占住门口干什么?”

  “老肥”说:“怎么没尿?尿泡都憋得疼,就是这车老走,一滴也撒不出来。”

  这时排长见车门口聚成一蛋人,便吆喝大家回去,又拉“老肥”:“尿不出就是没尿,回去回去!”

  谁知“老肥”一转身,对着车里倒撒了出去,一下没收住闸,尿了排长一裤。把排长急得蹦跳:

  “好,好,李胜儿,我算认识你了!”

  王滴的话说中了“老肥”的心病。“老肥”的眼圈更红了。

  我安慰“老肥”:“你不要太在心,尿一裤不说明什么。”

  “老肥”又悄悄对我说:“王滴最会巴结排长了,中午我见他给排长洗衣服。”

  我说:“行了行了,谁不让你洗了?”

  正说着,眼前走过一队蒙古人。长袍短褂的,骑着马,大衣领上厚厚的一层人油。河南哪里见过这个?大家不再说话,立在那里看。

  突然王滴问:“怎么不见女的?”

  一个叫原守——大家都喊他“元首”的,用手指着说:“怎么没有女的?那不是,勒红头巾的那个!”

  果然,一个人勒着红头巾是个女的。只是长得太难看了,脸晒得黑红。

  这时王滴说:“我明白了,边疆地带,能有这样女的,也算不错了。”接着正了正自己的军帽。

  蒙古人过去,又看四周。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王滴指着地上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告诉大家所谓戈壁,原始社会便是大海,不然怎么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不然怎么到现在还寸草不生?

  “老肥”不满意了:“怎么寸草不生?看那不是树木,还有一条河。”

  大家顺着“老肥”的手指看,果然,远处是一簇黑森森的树棵子,旁边还有一条河。它的上方,升腾着一片水汽,在空气中颤动。

  可离开那簇树棵了,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了。

  于是大家说:“别管大海不大海,反正这地方够荒凉的!”

  王滴说:“排长带兵时,还说在兰州呢,谁知离兰州还有一千多!”

  “老肥”说:“那你还给排长洗衣服!”

  王滴马上面红耳赤:“谁给排长洗衣服了?”

  两个人戗到一起,便想打架。我把他们拉开。这时班长站在营房喊我们,让我们回去开班务会。

  班长叫刘均,是个老兵,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班务会就在宿舍开,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铺头上。班长讲了一通话,要大家尊敬首长,团结同志,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接着又对中午吃饭提出批评,说大家太浪费了,羊肉排骨还不吃完,每人剩了两块,倒到了泔水桶里;以后不要这样,打到盘里的菜就要吃完,吃不完就不要打那么多。大家听了,都挺委屈,原是为了面子舍不得吃完,谁知班长又批评浪费。于是到了晚饭,大家不再客气,都开始放开肚皮吃。盘底的菜根儿,都舔得干干净净。“元首”一下吃了八个大蒸馍杠子。似乎谁吃得多,谁就是不浪费似的。

  这时“老肥”又出了洋相。下午的菜是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在上边漂。但和家里比,这仍然不错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独排长没有吃完,还剩半盘子,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老肥”看到排长老不吃菜,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说:

  “排长,吃吧!”

  但他哪里知道,排长不吃这菜,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突然闯来“老肥”,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直气得浑身乱颤,用手指着“老肥”:

  “你,你干什么你!”

  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稀烂的菜叶子,溅了一地。

  晚上睡觉,“老肥”情绪坏极了。嘴里唉声叹气,在门口翻身。我睡醒一觉,还见他双手抱着头,在那里打滚。我出去解手,他也趿拉着鞋跟出来。到了厕所,带着哭腔向我摊手:

  “班副,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我说:“好心不好心,又让人家戗了一顿。”

  他说:“排长急我我不恼,我只恼王滴他们。排长急我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

  我说:“自己干了掉底儿事,还能挡住人家笑?”

  接着又安慰他两句,劝他早点睡觉。他说:“班副,你得和我谈谈心。”

  我说:“看都什么时候了,还谈心。快点睡吧,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

  他叹了一口气,和我回去睡觉。这时月牙已经偏西,只有两个站岗的哨兵,在远处月光下游动。

  

  军事训练开始了。一个班为单位,列成一队练操: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还练卧倒和匍匐前进:身子一扑倒在地上,不准用脚蹬,要用两只胳膊拖着身子往前爬……

  白天累了一天,夜里也不得安宁,练紧急集合。半夜睡得正香,“嘟嘟”一阵哨响,紧急集合!不准开灯,要你十分钟时间穿得衣帽整齐,背着背包、提着长枪跑到操场上。大家不怕白天训练,就怕晚上集合。十分钟的黑暗时间,屋里吵成一锅粥,不是你拿了我的袜了,就是我穿错了你的裤子,哪里出得去?但连长、指导员已经背着手枪站在操场上,检查人数,看哪班是最后一个。然后严肃地说:几公里处几公里处有特务,限二十分钟赶到。你就拖着长枪、撒丫子跑吧。跑一圈回来,累得通身流汗,气喘吁吁,这时连长、指导员又站在操场等你,检查各人的背包散形没有,衣裳穿错没有。

  各班都有出洋相的。我们班出洋相最多的,是“老肥”和“元首”。“元首”长得瘦瘦的,平时一脸严肃,不爱说话,爱心里做事,可做事竟不利落。他爱将左右脚穿反,左鞋穿到右脚上,右鞋穿到左脚上。连长让他出列,在队伍前走一个来回,他鞋成外八字,走来走去,像只瘸腿的病鸭。大家都笑了。散队回宿舍,白面书生王滴说:

  “其实连长不该批评‘元首’,紧急集合抓特务,反穿鞋有好处,脚印不宜辨认。”

  大家看着“元首”,又笑了。“元首”的两只鞋还没换过来,闷头坐在铺头,也不说话,只是狠狠剜了王滴一眼。

  “老肥”出洋相,是爱把裤子穿反,大口朝后,露着屁股。连长不好让他出列展览,只是说有人把裤子都穿反了,“还没抓特务,自己先把裤子穿反!”散队后,“老肥”揪住屁股后边的开口,情绪十分沮丧。似乎特务没抓到,全是因为他的裤子。

  夜里不但紧急集合,还得站岗。两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往下传着一个马蹄表。十六、八岁的孩子,在家里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现在白天训练一天,哪里会不困?困不说,还饿。晚饭明明吃饱了,吃了好几个蒸馍杠子,晚上一站岗就饿。饿不说,还冷。这戈壁滩的三九天真不一般,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轮到我站岗,最向往的地方,是连队的锅炉房。烧锅炉的老兵叫李上进。他和其他老兵不一样,他不欺负新兵,见了我还叫“八班副”,慢慢混得挺知心。他烧锅炉有夜班饭,即七八个包子,自己在炉皮上烤一烤。我每次去,他都匀给我两个,然后坐在烧火的条凳上,踢蹬着双腿,眯着眼看我大口大口吃。他那包子也确实烤得好,焦黄喷香的,吃了还想吃。可惜不能太抢人家的夜班饭,只好抹着嘴说:“吃饱了,吃饱了”,将又递过来的包子推回去。他爱笑,笑得挺憨厚。第一次见面,就问我。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我摇摇头,说:“刚到部队,就写?”

  他拍了一下大腿,似乎比我还着急,挥着手说:“赶快写,赶快写,回去就写!像我,就因为申请书交得晚,现在当了三年兵,还没入上!”

  可等我背地里打听别的老兵,申请书早交晚交,不是决定的,决定的是找组织谈心。何况李上进没能及时入党,也不是因为申请书递得晚,是因为他受过处分。受处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探亲时,偷偷带回家一把刺刀。刺刀的用途,是为了谈对象。与对象见面那天,他穿了一身新军装,扎上武装带,屁股蛋子上吊着一把刺刀,跟着父母从集市上穿过,觉得挺威风。后来对象是谈成了,但吊刺刀的事不知怎么被部队知道了,便给了他一个处分,也影响了他的进步。第二次见面,我不由关心起他,问:

  “那你什么时候能解决?”

  “他一手握住捅火的铁棍,一手拈着刚钻出的小胡须,说:据我估计,快了”

  “为什么快了?”

  “你看,这不让我烧锅炉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烧锅炉就能入党?

  他说:“领导让你烧锅炉,不是对你的考验吗?”

  我恍然大悟,也替他高兴,说:“不管早晚,你总能解决。我听说有的老兵直到复员,还不能解决。”

  李上进说:“那真是丢死人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大家对部队生活都有些熟悉了,连走路也有些老兵的味道了。这时大家也开始懂得追求进步,纷纷写起了入党、入团申请书,早晨起来开始抢扫帚把。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因为大伙总不能一块进步,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我进步你不能进步;你抢了扫帚把,表现了积极,我就捞不着表现。于是大家心里都挺紧张,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

  这时班里要确定“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在工作上重点使用。能当上“骨干”,是个人进步的第一站,所以人人都盯着想当“骨干”。可连里规定,一个班只能确定三个“骨干”,这就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拿我们班来说,我是班副,是理所当然的“骨干”。另一个是王滴,大家也没什么说的,因为他能写会画,会一横一竖地写仿宋字,出墙报,还会在队伍前打拍子唱歌。问题出在“元首”和“老肥”身上,他们俩谁当“骨干”,争论比较大。这二位都是最近由后进变先进的典型。紧急集合不再搞得丢盔撂甲。“元首”的办法,是左右鞋分别用砖压住,到时候不会错脚;“老肥”睡觉不脱裤子,自然不会穿反。这样,二人往往比别人还先跑到操场上,表现比较突出。何况平时他们还主动干别的好事。“元首”是不声不响掏连里的厕所;“老肥”是清早一起来就抢扫帚把,有一天夜里还做好事,一人站了一夜岗,自己不休息,让同志们休息。两人比较来比较去,相持不下。这时班长想起了灯绳。在部队,灯绳不是随便拉的。要“骨干”守着。灯绳在门口吊着,“老肥”正好挨着门口睡。如果让“元首”当“骨干”,就要和“老肥”换一换位置。可班长一来怕麻烦,二来“老肥”睡门口是排长决定的,于是对我说:“让李胜儿当吧。”于是,“老肥”就成了“骨干”,继续掌管灯绳。当初让“老肥”睡到门口是排长对他的惩罚,现在又因祸得福,当上了“骨干”。“老肥”露着两很大黄牙,乐了两天。而“元首”内心十分沮丧,可又不敢露在面上,只好给班长写了一份决心书,说这次没当上“骨干”,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今后要向“骨干”学习,争取下次当上“骨干”。其他十几名战士,也都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连里要拉羊粪。所谓羊粪,就是蒙古人放牧走后,留在荒野上的一圈圈粪土,现在把它们拉回来,等到春天好种菜地。连里统一派车,由各班派人。由于是去连里干活,各班都派“骨干”。轮到我们班,该派王滴和“老肥”。可王滴这两天要出墙报,我又脱不开身,于是班长说:“让‘元首’去吧。”

  “元首”原没妄想去拉羊粪,已经提着大枪准备去操场集合,现在听班长说让他去拉羊粪,干“骨干”该干的活,一下乐得合不住嘴,忙扔下大枪,整理一下衣服,还照了一下小圆镜,兴高采烈地去拉羊粪。拉了一天羊粪回来,浑身荡满了土,眉毛、头发里都是粪末,但仍欢天喜地的,用冷水“呼哧呼哧”洗脸,对大家说:

  “连长说了,停两天还拉羊粪!”

  接着又将自己的皮帽子刷了刷,靠在暖气包上烘干。这时外面“嘟嘟”地吹哨,连里要紧急集合点名。“元首”一下着了慌。排长急如星火地进来,看到“元首”的湿帽子,脾气大发:

  “该集合点名了,你把帽子弄湿。弄湿就不点名了?你怎么弄湿,你再怎么给我弄干!弄不干你戴湿帽子点名!”

  可怜“元首”只好戴上湿帽子,站在风地里点名。数九寒天,一场名点下来,帽子上结满了玻璃喇叭。这时排里又要点名。排长讲话,批评有的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临到点名还弄湿帽子。大家纷纷扭头,看“元首”。“元首”一动不动。

  排里点完名,“元首”不见了。我出去寻他,他仍戴着湿帽子,坐在营房后的风地里,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哭了,上去推他,他没哭,只是翻着眼皮看看我。我说:

  “‘元首’,把帽子脱下来吧,看都冻硬了。”

  他突然开始用双手砸头,一个劲儿地说:

  “我怎么这么混!”

  我说:“这也不怪你,你今天拉羊粪了。”

  这时他“呜呜”哭了,说:“班副,这都怪我心笨。”

  我说这也不能怪心笨,谁也没想到会突然点名。

  他渐渐不哭了,又告诉我,他今天收到他爹一封信,托人写的,让他在部队好好干,可他今天就弄了个这。

  我说这没什么,谁还不跌交了?跌倒爬起来就是了。

  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元首”递给班长一份决心书,说昨天弄湿帽子的思想根源是无组织无纪律,现在跌倒了,今后决心再爬起来……

  

  各班正在训练,连里突然集合讲话,说近日有大首长要来检阅,要各班马上停止别的训练。一起来练方队。大家都没见过大首长,一听这消息,都挺兴奋。一边改练方队,一边悄悄议论:这首长有多长?该不是团长吧?夜里我和班长站岗,我问班长,班长本来也不一定知道,但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

  练了十几天方队,上边来了通知,明天就要检阅。这时告诉大家,来检阅的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是军长!军营一下沸腾起来。说军长要来检阅我们!有的当即要给家写信,说这么个喜讯。班长也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讲,军长长得什么样什么样,到时候检阅可不要咳嗽。接着又重新排队,谁站哪儿谁站哪儿。大家又“稀里哗啦”地卸枪栓,擦枪,把刺刀擦得明晃晃的。

  晚上刚刚八点钟,连里就吹起了熄灯号,要大家早点休息,养精蓄锐。灯虽然熄了,但大家哪里睡得着?后来不知怎么睡着了,外面又“嘟嘟”响起了哨声。大家一愣怔,“元首”急忙问:

  “又搞紧急集合吗?”

  大家慌了手脚,也不敢开灯,黑暗中开始穿衣收拾背包,纷纷埋怨:“明天军长就要检阅,怎么还搞紧急集合?”

  这时连长进来,“啪”一下拉着灯,告诉大家,不是紧急集合,是提前起床。起床后立即到食堂吃饭,吃了饭立即站队上车;八点钟以前,要赶到军部检阅场。

  大家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又放下了。纷纷说:“我说也不该紧急集合。”又像昨天一样兴奋起来。看看窗户外边,还黑咕隆咚的。

  东方出现了血红血红的云块。这是大戈壁滩上的早霞。大戈壁一望无际,没有遮拦,就等着那红日从血海中滚出。仍是数九寒冬天,零下十几度,但大家都不觉得冷,挤着站在大卡车上。司机似乎也很兴奋,车开得“呼呼”的,遇到沟坎,大家“喔”地一声,被车厢颠起来,又落回去。大枪上的刺刀,都上了防护油,一人一杆,抱在怀里。

  军部检阅场到了。乖乖,原来受检阅的部队,不止我们一个连,检阅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一队一队的兵,正横七竖八开来开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问班长:

  “这有多少人?”

  班长在人群中搭着遮檐看了看,“大概要有一个师。”

  人声鼎沸,尘土飞扬。我们都护着自己的刺刀,不让沾土。连长屁股蛋上吊着手枪,在队伍中跑来跑去,一个劲儿地喊:

  “跟上跟上,不要拉开距离!”

  大家便一个挨一个,前心贴后心,向前挪动。

  七点半了,队伍都基本上各就各位。行走的脚步声、口令声少了,广场上安静下来。但随之而起的,是人的说话声。有的是议论今天人的,有的是指点检阅台的,还有的是老乡见面,平时不在一个连队,现在见到了,便窜过队伍厮拉着见面,被排长连长又吆喝回去……

  突然,大家不约而同安静下来。原来检阅台上有了人,一个参谋模样的人,在对着麦克风宣布检阅纪律,让大家学会两句话。即当军长从队伍前边走过喊“同志们辛苦了”时,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喊“首长辛苦”。然后问:

  “大家听明白没有?”

  大家齐心协力地喊:“听明白了!”

  接着又让检查武器。于是全广场响起“稀里哗啦”的枪栓声。

  武器快查完,整理队伍开始了。各级首长开始纷纷报告。一个连整理好,向营里报告;一个营整理好,向团里报告;一个团整理好,向检阅台报告。全广场清脆的报告声,此起彼伏。

  最后全体整理完毕,队伍安静下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接受报告。他站在指挥台上,从左向右打量队伍。我悄悄捅了捅班长:

  “这是谁?”

  “师长。”

  七点五十分,师长开始看表,接着开始亲自整理队伍。那么一个老头了,喊起“立正”、“稍息”,声音滞重苍老,加上那白发,那一丝不苟的严肃,让人敬畏和感动。于是人们纷纷踮起脚尖,前后左右看齐,使偌大一个广场,偌多的千军万马,成了一条条横线、竖线和斜线。好整齐壮观的队伍。整个广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旗杆上的军旗,在寒风中“哗啦啦”地飘动。

  八点整。军长该来了。

  时间在“滴答”“嘀答”地响,十五分钟过去,军长还没有来。师长在台上一个劲儿地看表。队伍又开始出现骚乱。“老肥”说:“别是军长忘了吧?”

  “元首”说:“忘是不会忘,可能什么事给耽搁住了。”

  半个小时过去,大家更加着急。这时王滴发话:

  “看来这阅检不成了。”

  正说着,大路尽头出现一组车队,转眼之间到了队伍前。是几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明晃晃的。大家纷纷说:“来了,来了。”

  于是立即精神倍增,“嗡嗡”一阵响,广场又安静下来。这次可安静得能往地下掉针,车门打开的声音,都能听风。接着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有几个胖老头子,也有年轻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兵。年老的背着手,年轻的立即撒成散兵线,向四周围张望。这时师长在台上紧张地整理自己的军装,又转身整理队伍:

  “大家听好了,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稍息——

  立正!——”

  最后一个“立正”,老头子扯破喉咙地喊,喊出了身体的全部力量,然后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台下那群老头子中的一个敬礼:“报告军参谋长,×军×师现在集合完毕,请指示!”

  那个老头子挥了挥手说:“稍息!”

  “是!”师长双拳提起,气喘吁吁地路回检阅台,向部队:“稍息!”

  部队稍息。

  军参谋长老头子吃力地踱上检阅台,在中心站定,看了看部队,说:“同志们——”

  一说“同志们”,队伍立即立正,千万只脚跟磕出的声音,回荡在广场。

  老头子又说:“稍息!”然后说:“今天军长检阅我们,希望大家……”讲了一番话,然后自己又亲自整理部队,又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另一个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人报告:

  “报告军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您检阅!”

  那个老头子倒挺和蔼,两只肉布袋一笑一笑地,说:“好,好。”

  然后,检阅开始。说是检阅,其实也就是军长从队伍前过一过。但大家能让军长从自己脸前过一过,也算很不错了。于是眼睛不错珠地、木桩一样在那里站着。刺刀明晃晃的,跟人成一排,这时太阳升出来了,放射出整齐的光芒。一排排的人,一排排的枪和刺刀,一排排的光芒,煞是肃穆壮观。人在集体中溶化了,人人都似乎成了一个广场。在这一片庄严肃穆中,军长也似乎受了感动,把手举到了帽檐。但他似乎没学过敬礼,一只手佝偻着在那里弯着。可他眼里闪着一滴明晃晃的东西。走到队伍一半,他开始向队伍说:“同志们好!”

  大家着了慌。因军长说的问候词和参谋交代的不一样。参谋交代的是:“同志们辛苦了。”但大家立即转过神,顺着大声喊:

  “首长好!”

  幸好还整齐,大家的心放下了。惟独“老肥”出了洋相,千万群人中,他照旧喊了一句“首长辛苦!”队伍的声音之外,多出一个“苦”字。幸好是一个人,军长可能没听到。但我们连长立即扭回头,愤怒地盯了“老肥”一眼。

  军长走到了我们团队面前。这时有一个换枪仪式,即当军长走到哪个团队时,哪个团队要整齐地换枪:将胸前的枪分三个动作,换到一侧;“啪”“啪”“啪”三下,枪响亮地打着手,煞是壮观好看。这时“元首”露了相。换枪时,他用力过猛,刺刀擦着了额头,血立即涌了出来,在脸上流成几道。但这个动作别人不易发现,他自己也不敢说,仍持枪立着,一动不动,谁知军长眼尖,竟发现了,突然停止检阅,来到“元首”面前。“元首”知道坏了事,但也不敢动。军长盯着他脸上的血看,突然问:“谁是这个连的连长?”

  连长立即跑步过来,立正敬礼:“报告军长!”

  但立即吓得筛糠。我们全连跟着害怕,军长要责备我们了,班长愤怒地盯“元首”。谁知军长突然笑了,两只肉布袋一动一动的,用手拍了拍“元首”的肩膀,对连长说:“这是一个好战士!”

  大家全都松了一口气。“元首”十分感动。连长也精神振奋地向军长敬礼:“是!报告军长,他是一个好战士!”

  军长“嗯”了一声,点点头,又向身后招了招手,他身后跟着的如花似玉的女兵,立即上前给“元首”包扎。我们这才知道,她是军长的保健医生。“元首”这时感动得嘴角哆嗦,满眼冒出泪,和血一起往下流。

  军长检阅完毕,各个方队散了,整齐地迈着步伐,唱着军歌开往各自的营地。这时军长仍站在检阅台上,向我们指指点点。

  我们回到了营房。连里开始总结工作,讲评这次检阅。严厉批评了“老肥”,喊致敬词时喊错了一个字;又表扬了“元首”,说他是个好战士,枪刺破了头,还一动不动,要大家向他学习。接着班里又开会。鉴于以上情况,班里的“骨干”便作了调整:“老肥”让撤了下来,“元首”成了“骨干”。当即就让二人换了铺位:“老肥”睡到里面去,“元首”搬到门口掌握灯绳。“老肥”再也憋不住,一到新铺就扑倒哭了。班长批评他:

  “哭什么哭什么?你还委屈了?”

  “老肥”马上又挺起身,擦干眼泪,不敢委屈。

  “元首”自然很高兴,立即趴到门口铺头给家里写信。这时王滴来到他跟前,扳过他脑袋,看包扎的伤口,说:“你还真是憨人有个愣头福!”

  晚上,熄灯睡觉。我仍想着白天的俭阅,觉得军长这人不错,越是大首长,越关心战士。想到半夜,出来解手,不巧在厕所碰到排长。见了排长怎好不说话?我搭讪着说:“今天检阅真威武呀。”

  排长边扣着裤子上的扣子,边作出老兵不在乎的样子:“就那么回事。”

  走出厕所,我又说:“军长这人真关心战士。”

  没想到排长鼻子里“哼”了一声,走了。走了老远,又扭头说:“你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

  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回到宿舍,躺到铺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我不相信排长的话。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怎么会是流氓?那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着想着,我不禁既伤心,又失望,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

  

  部队有政治学习,现在要搞批林批孔。这时我们班长家里死了老人,突然来了电报,班长边哭边收拾行李,急急忙忙走了。

  班里一时没有班长,工作进行不下去,连里便把烧锅炉的李上进给补了进来。全班听了都很高兴,大家都知道李上进是个热情实在的人。我去锅炉房帮李上进搬行李,倒是他扳着一条腿在铺板上,脸上有些不高兴。我说:“班长,我来帮你搬行李了。”

  他看我一眼,说:“班副,你先来帮我想想主意。”

  我坐在他身边,问:“什么主意?”

  他说:“你说让我当班长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当然是好事了。”

  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可烧了两个月锅炉,组织上怎么还不发展我呢?”

  我也怔在那里,但又说:“大概还要考验考验吧。”

  他看看我,点点头,“大概是这样吧。”便让我搬行李。

  批林批孔,连里作了动员,回来大家就批上了。可惜大家文化不高,对孔子这人听说过,就是不太认识;对林彪也只知道他是埋藏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要炸主席。这样批来批去,上边说批的不深刻,便派来一个宣传队,通过演戏,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戏演的是老大爷诉苦,说林彪家是地主,怎么剥削穷人。这下大家认识提高了。“老肥”说:

  “太大意太大意,他家是地主,怎么让他进了政治局呢?”

  “元首”也激动得咳嗽,自己也诉开了苦,说他爷爷怎么也受地主剥削。全班纷纷写起了决心书,情绪十分高涨。

  热火朝天的班里,惟独王滴情绪低落。自入伍以来,王滴一直表现不错,能写会画的,当着班里的“骨干”,但他这人太聪明,现在聪明反被聪明误,跌了交子。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不好好批林批孔,竟打起个人的小算盘。班里的“骨干”当得好好的,他不满足,想去连里当文书。文书是班长级。为当文书,他送给连长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边写了一段话,与连长“共勉”。谁知连长不与他“共勉”,又把笔记本退给了排长。排长看王滴越过他直接找连长,心里很不自在,但也不明说,只是又把本子退给李上进,交代说:“这个战士品质有问题。”李上进又把本子退给王滴。王滴脸一赤一红的,说:“其实这本子是我剩余的。”

  王滴犯的第二件事,是“作风有问题”。那天宣传队来演穷人受苦,有一个砸洋琴的女兵,戴着没檐小圆帽,穿着合体的军装,脸上、胳膊上长些绒毛,显得挺不错。其实大家都看她了,王滴看了不算,回来还对别人说:

  “这个女兵挺像跟我谈过恋爱的女同学。”

  这话不知怎么被人汇报上去,指导员便找王滴谈话,问他那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王滴吓得脸惨白,发誓赌咒的,说自己没说违反纪律的话,只是说她像自己的一个女同学。指导员倒也没大追究,只是让他今后注意。可这种事情一沾上,就像炉灰扑到身上,横竖是拍不干净的。大家也都知道王滴没大问题,但也都觉得他“作风”不干净。他从连部回来,气呼呼地骂:

  “哪个王八蛋汇报我了?”

  这两件事一出,好端端的王滴,地位一落千丈。大家看他似乎也不算一个人物了。连里出墙报,也不来找他。他也只好背杆大枪,整天去操场训练。谁知这白面书生,训练也不争气。这时训练科目变成了投手榴弹,及格是三十米。别人一投就投过去了,他胳膊练得像根檩条,也就是二十米。这时王滴哭了。过去只见他讽刺人,没见他哭过,谁知哭起来也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娘啊,把我难为死吧!”

  鉴于他近期的表现,排长决定,撤掉他的“骨干”,让“老肥”当。“老肥”在军长检阅时犯过错误,曾被撤掉“骨干”;但他近期又表现突出,跟了上来。批林批孔一开始,他积极跟着诉家史——家史数他苦,他爷爷竟被地主逼死了;军事训练上,他本来投过了三十米,但仍不满足,晚饭后休息时间,还一个人到旷野上,跑来跑去在那里投。于是又重新当上了“骨干”。王滴“骨干”让人给戗了,犯了小资产阶级毛病,竟破碗破摔,恶狠狠地瞪了“老肥”一眼:

  “让给你就让给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会投个手榴弹吗?”

  “老肥”被抢白两句,张张嘴,憋了两眼泪,竟说不出话。到了中午,班里召开生活会,排长亲自参加,说要树正风压邪气。排长说:

  “自己走下坡路,那是自己!又讽刺打击先进,可不就是品质问题了么?”

  王滴低着头,不敢再说,脸上眼见消瘦。

  “老肥”虽然当了“骨干”,又被排长扶了扶正气,心里顺畅许多,但大家毕竟是一块来的,看到王滴那难受样子,他高兴也不好显露出来,只是说:

  “我当‘骨干’也不是太够格,今后多努力吧。”

  春天了。冰消雪化。这时连队要开菜地,即把戈壁滩上的小石子一个个捡起,然后掘地,筛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王滴也跟着大伙干,但看上去态度有些消极。李上进指定我找他谈一次心。晚饭后,我们一块出去,到戈壁滩的旷野上去。我说:“王滴,咱们关系不错,我才对你说实话,你别恼我,咱可不能破碗破摔。眼看再有一个月训练就要结束了,不留个好印象,到时候一分分个坏连队,不是闹着玩的!”

  王滴哭丧着脸说:“班副,我知道我已经完了。”

  我说离完还差一些,劝他今后振作精神,迎头赶上来。

  他仍没精打采地说:“我试试吧。”

  谈完心,已经星星满天。回到宿舍,李上进问:

  “谈了吗?”

  我说:“谈了。”

  “他认识得怎么样?”

  我说:“已经初步认识了。”

  李上进点上一支烟说:“认识就好,年轻轻的,可不能走下坡路,要靠拢组织。”又忽然站起来说:“走,咱俩也谈谈心。”

  于是,我们两人又出来,到星星下谈心。

  我问:“班长,咱们谈什么?”

  他“扑哧”一声笑了,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他四处看了看,见没人,又领我到一个沙丘后边,在腰里摸索半天,摸索出一张纸片,塞到我巴掌里,接着揿亮手电筒,给我照着。我一看,乖乖,原来是一个大姑娘照片。大姑娘又黑又胖,绑两根大缆绳一样的粗辫子,一笑露出两根粗牙。我抬起头,迷茫地看李上进。

  李上进问:“长得怎么样?”

  我答:“还行。”

  他搓着手说:“这是我对象。”

  我问:“谈了几年了?”

  他说:“探家时搞上的。”

  我明白了,这便是扎皮带吊刺刀搞的那个。我认为他让我提参考意见,便说:“不错,班长,你跟她谈吧。”

  李上进说:“谈是不用再谈了,都定了。这妮儿挺追求进步,每次来信,都问我组织问题解决没有。前一段,对我思想压力可大了,半夜半夜睡不着。”

  我说:“你不用睡不着,班长,估计解决也快了。”

  这时他“嘿嘿”乱笑,又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可不快了,今天下午我得一准信儿,连里马上要发展党员,解决几个班长,听说有我。要不我怎么让你看照片呢!”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替他高兴,说:“看看,当初让你当班长,你还犹豫,我说是组织对你的考验,这不考验出来了?”

  他不答话,只是“嘿嘿”乱笑。又说:“咱俩关系不错,我才跟你说,你可不要告诉别人。不是还没发展吗?”

  我说:“那当然。”

  李上进躺到戈壁滩上,双手垫到后脑勺下,长出一口气:“现在好了,就是复员也不怕了,回去有个交代。不然怎么回去见人?”

  接下去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格外振奋,忙里忙外布置班里的工作,安排大家集体做好事。操场训练,口令也喊得格外响亮。

  停了几天,连里果然要发展党员。指导员在会上宣布,经支部研究,有几个同志已经符合党员标准,准备发展,要各班讨论一下,支部还要征求群众意见。接着念了几个人名字。有“王建设”,有“张高潮”,有“赵承龙”……念来念去,就是没有“李上进”。我懵了,看李上进,刚才站队时,还欢天喜地的,现在脸惨白,浑身往一块抽,两眼紧盯着指导员的嘴,可指导员的名字已经念完,开始讲别的事。

  会散了,各班回来讨论,征求大家对发展入党同志的意见。这时李上进不见了,我问人看到他没有,这时王滴双手搭着脑壳,枕着铺盖卷说话了,他又恢复了酸溜溜、爱讽刺人的腔调:

  “老说人家不积极,不进步,自己呢?没发展入党,不也照样情绪低落,跑到一边哭鼻子去了?”

  我狠狠瞪了王滴一眼:“你看见班长哭鼻子了?”

  这时“老肥”说:“别听他瞎说,班长到连部去了。”

  王滴又讽刺“老肥”:“现在还忘不了巴结,你不是当上‘骨干’了吗?”

  “老肥”红着脸说:“谁巴结班长了?”两人戗到一起,便要打架。

  我忙把他们拉开,又气愤地指着王滴的鼻子:“你尽说落后话,还等着排长开你的生活会吗?”接着扔下他们不管,出去找李上进。

  李上进在连部门口站着,神态愣愣的。连部有人出出进进,他也不管,只是站在那里发呆。我忙跑上去,把他拉回来,拉到厕所背后,说:

  “班长,你怎么站在那里?影响多不好!”

  这时李上进仍愣愣地,似傻了:“我去问指导员,名单念错没有,指导员说没念错。”接着伤心地“呜呜”哭起来。

  我说:“班长,你不要哭,有人上厕所,让人听见。”

  他不顾。仍“呜呜”地哭,还说:“指导员还批评我,说我入党动机不正确。可前几天……怎么现在又变了?”

  我说:“班长,你不要太着急,也许再考验一段,就会发展的。”

  他说:“考验考验,哪里是个头啊!难道要考验到复员不成?”

  我说:“班长,别的先别说了,班里还等你开会呢!”

  便把他拉了回来。可到班里一看,情况很不妙,指导员已经坐在那里,召集大家开会,见我们两个进来,皱着眉批评:“开会了,正副班长缺席!赶快召集大家谈谈对这次发展同志的意见吧。”

  说完又看了李上进一眼,走了。

  李上进坐下来,没精打采地说:“大家随便谈吧,让班副记录记录。”

  接连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再也打不起精神。也不管班里的事情,也不组织大家做好事,军事训练也是让大家放羊。周末评比,我们的训练、内务全是倒数第一。我很着急,“老肥”和“元首”也很着急。惟独王滴有些幸灾乐祸,出出进进唱着“社会主义好”。我们都说王滴这人不好,心肝长得不正确,又委托我找班长谈一次心。

  又是满天星星,又是沙丘后边,我对李上进说:“班长,咱俩关系不错,我才敢跟你说实话,咱可不能学王滴呀!你这次没入上。破碗破摔,不以后更没希望了?”

  李上进明显瘦了一圈,说:“班副,你说的何尝不是?只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我不比别人表现差呀!”

  我说:“这谁不知道,你烧了那么长时间的锅炉。”

  他说:“烧锅炉不说,就是来到班里,咱哪项工作也没落到后边呀。”

  我说:“是呀。”又说:“不过现在不能尽想伤心事,我劝你坚持到训练结束,看怎么样。”

  他叹息一声:“我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不然情绪这样闹下去,把三四年的工作都搭到里边了。”

  我安慰他:“咱们还是相信组织。”

  他点点头,又说:“班副,你不知道,我心里还有一个难受。”

  我一愣,问:“还有什么难受?”

  他叹一声:“都怪我性急。那天让你看了照片,我就给对象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加入组织,她马上写信表示祝贺。现在闹来闹去一场空,还怎么再给人家写信?”

  我说:“这事是比较被动。不过事到如此,有什么办法?依我看,只好先不给她写信,横竖训练还有一个月,到时候解决了,再给她写。”

  他点头:“也只好这样了。”

  从此以后,李上进又重新打起精神,变消极为积极。班里的事情又开始张罗,号召大家做好事。班里的训练、内务又搞了上去。

  一天,我正带着“老肥”“元首”掏猪粪,李上进喜孜孜地跑来,老远就喊:“班副,班副!”

  我扔下鍬问:“什么事?”

  “过来!”

  我过去,他把我拉到猪圈后,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问:“什么好消息?”

  他说:“今天我跟副连长一块洗澡,澡塘里剩我们俩时,我给他搓背,他说,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横竖也就是训练结束,早入晚入是一样。”

  我也替他高兴,说:“这不就结了!我说组织也不会瞎了眼!副连长说得对,早入晚入,反正都是入呗,哪里差这一个月!”

  他说:“是呀是呀,都怪我当时糊涂,差一点学王滴,破碗破摔!”说完,便兴冲冲地跳进猪圈,要帮我们起圈。

  我和“老肥”“元首”拦他:“快完了,你不用沾手了。”

  他说:“多一个人,不早点结束?”又说:“今天在这儿的,可都是‘骨干’,咱们商量商量,可得好好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

  于是几个人蹲在猪圈里,商量起班里的工作。

  

  我们排长是个怪人,常做些与大家不同的事。比如睡觉,他爱白天睡,夜里折腾。白天明晃晃的,他能打呼噜大睡;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农村孩子,往常在家时,午休时要下地割草,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但排长睡午休,一屋的人都得陪着他躺在铺上不动。晚上,大家训练一天,累得不行,要睡了,这时排长却依然挺精神。床上睡不着,他便倚到铺盖卷上看书。他看书不用台灯,非点蜡烛,说这样有挑灯夜读的气氛。明晃晃的蜡烛头,照亮一屋。王滴说:

  “多像俺奶夜里纺棉花。”

  当然,排长也有不睡午觉的时候。那是他要利用午休时间写信,或者训人。他一写信,全班的人替他着急。因为一封信他要返工五六次:写一页,看一看,一皱眉头,撕巴撕巴扔了;又写一页,又一皱眉头,撕巴撕巴又扔了,……闹得情绪挺不好。他情绪不好,别人谁敢大声说话?再不就是训人,开生活会。上次开王滴的生活会,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所以,大家说,排长睡颠倒虽然不好,但不睡颠倒大家更倒霉。一到午休时间,大家都看排长是否上了铺板。一上铺板,大家都安心松了一口气。

  柳树吐了嫩芽。戈壁滩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训练无法正常进行,连里宣布休息。大家说,阴天好睡觉,今天该好好休息了。于是到了午休时间,大家都打着哈欠,摊铺盖卷准备睡觉。这时排长急急忙忙进来:

  “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今天午休时间开会。”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排长又要训人。可看他脸上,倒是喜孜孜的。大家闹不清什么名堂,都纷纷又穿起衣服,整理内务,围坐在一起,等待排长开会。

  排长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噗噗”吹两口,坐到一张椅子上,拿出一个笔记本翻着说:“刚才我到连部开了一个会,训练再有二十多天就要结束了,研究大家的分配问题,现在给大家吹吹风……”

  大家的心“咯噔”一下,马上睡意全无,人圈向内聚了聚。连刚才还漫不经心的王滴,也瞪圆眼睛,竖起了两只耳朵。大家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马上面临分配问题,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

  排长说:“大家也不要紧张。能分到哪个连队,关键看各自的表现。大家想不想分到一个好连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想!”

  排长说:“好,想就要有一个想的样子。现在训练马上进入实弹考核阶段,大家都要各人操心各人的事,拿出好成绩来!到时候别自己把自己闹被动了……”

  又讲了一通话,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有!”

  这时排长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说:

  “大家还可以谈谈,各人愿意干什么?”

  大家都纷纷说开了,有愿意去连队的,有愿意去靶场的,有愿意去看管仓库的,排长问身边的“老肥”:

  “你呢?”

  “老肥”这时十分激动,脸憋得通红,答:“我愿意去给军长开小车!”

  大家“哄”地笑了,说:“看你那样子,能给军长开小车!”

  排长问:“你为什么愿意给军长开车?”

  “老肥”答:“那天检阅,我看军长这人不错。”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好好干吧,有希望。”

  “老肥”乐得手舞足蹈。

  开完会,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新兵连训练又开始紧张起来。投弹、射击,马上要实弹考核;夜里又练起紧急集合。这时大家都已成了老兵,本来吃不下这苦;但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大家都像入伍时一样认真。分配又是一个竞争,你分到一个好连队,我就分不到好连队,大家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又开始面和心不和。本来投手榴弹、瞄靶,大家一起练练、看看,多好;但一到晚饭后,各人找各人的地方,悄悄练习。一直快到熄灯,才一个个回来,各人也不说自己练习的成绩。李上进把我、“老肥”、“元首”召集到一块开“骨干”会,说:

  “还是号召大家互相帮助,不要立山头。一闹不团结,班里的工作就搞不上去。”

  接着开了一个班务会,号召大家平山头,休息时间一起训练。当天晚饭后,李上进便集合大家,一块排队到训练场去。路上碰到副连长,问:

  “这时候排队干什么?”

  李上进说:“利用休息时间补课。”

  副连长点点头说:“好,好。”

  李上进很兴奋。

  但到了训练场,大家仍是面和心不和,各人使劲甩自己的手榴弹,不给别人看成绩;惟独李上进跑来跑去,说某某投了多少米。

  夜里紧急集合。这时连里又缩短了集合时间。过去是十分钟,现在缩短成五分钟。但大家到底是老兵了。竟能在规定时间利利索索出来。“元首”穿鞋也从不错脚。这时“老肥”出了问题。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紧张,还是他夜里睡不好,一到紧急集合,他就惊慌。全连已经排好了队,他才慌慌张张跑出来,背包还不是按标准捆的,勒的是十字道。有一次把裤子又穿反了。班长找他谈话,说:

  “李胜儿,咱们是‘骨干’,可不能拖班里的后腿,那同志们会怎么说?”

  “老肥”含着泪说:“我难道想拖班里的后腿?只是心里一紧张,想快也快不起来。”

  李上进说:“过去你不出来的挺快?”

  “老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不知怎么了,浑身光没劲。”

  王滴挨着“老肥”睡,背后对别人说:“‘老肥’这人准是犯病了,一到夜里就吹气,嘴里还吐白沫。”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上进。李上进问:

  “过去他有什么病?”

  我说:“没见他有什么病。”

  后来又一次紧急集合,“老肥”更不像话,队伍已经出发抓特务,他还在屋里折腾。队伍跑一圈回来了,他出去找队伍没找到,一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李上进说:“看样子他真有病。”

  王滴说:“他犯的准是羊羔疯!你想,一听哨子响就吐白沫,浑身不会动,不是羊羔疯是什么?”

  李上进把我拉到一边说:“班副,要真是羊羔疯还麻烦了。领导知道了,非把他退回去不可!部队不收羊羔疯。我们那批兵,就退回去一个。”

  我看看四周说:“班长,不管是不是羊羔疯,咱们得替他保密。你想,当了两个月兵,又把他退了回去,让他怎么见人?”

  李上进摸着下巴思摸。

  “再说,他这羊羔疯看来不严重,到部队两个月,怎么不见犯?现在偶尔犯一次,看来是间歇性的。横竖再有二十多天就结束了,我们替他遮掩遮掩。”

  李上进思摸一阵说:“只好这么办。以后再紧急集合,你帮他一把。”

  我点点头。

  “老肥”这时满头大汗从黑暗中跑回来,衣裳、被子都湿漉漉的。李上进说:

  “回来了?”

  王滴说:“你还是独立行动!”

  “老肥”还在那里喘气,顾不上搭言。

  第二天上午,我找“老肥”谈话。问:

  “‘老肥’,你是不是有羊羔疯?”

  他说:“班副,咱俩一个村长大的,你还不知道,我哪里有羊羔疯?”

  我说:“我记得你爹可犯过这病!”

  他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一犯羊羔疯,部队可是要退回去的。”

  这时他哭了,说:“班副,我可不是有意的。我心里可想努力工作。”

  我说:“你不用着急。”又四下看一下人,把李上进的话给他说了一遍,让他自己也注意一下,争取少犯或不犯;紧急集合我帮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班副,你和班长都是好人,我忘不了你们。万一我给军长开上小车……”

  我说:“开小车不开小车,人不能有坏心。”

  他连连点头。

  我又深入到班里每一个战士,告诉他们不能有坏心,要替“老肥”保密。每到紧急集合,我只让“老肥”穿衣服,我帮他打背包,夹在我们中间一起出去,倒也显不出来。

  十来天过去,没出什么事。大家平安。我和李上进松了一口气。“老肥”心里感激大家,把劲头都用到了工作上,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扫地,还替大家打洗脸水,挤牙膏,累得一头的汗。我看他那可怜样,说:

  “‘老肥’,你歇歇吧。”

  他做出浑身是劲的样子:“我不累。”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想到班里出了奸贼:“老肥”犯羊羔疯的事,有人告到了连里。连里责成排长查问。排长午休时没睡,先独自趴桌上写了一回信,撕了几张纸,又把我和李上进叫到乒乓球室,问:

  “李胜儿犯羊羔疯,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和李上进对看一眼,知道坏了事。但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儿倒没听说。”

  排长“啪”地将写好的信摔到球案上:“还没听说,都有人告到连里了!”

  我急忙问:“谁告的?”

  排长瞪我一眼:“你还想去查问检举者吗?”

  我低下眼睛,不敢再吭声。

  排长说:“好哇好哇,我以为班里的工作搞得挺不错,原来藏了个羊羔疯!连我都跟着吃挂落!你们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李上进鼓起勇气说:“排长,真没见他犯过。”

  我说:“我和他一个村。”

  排长说:“你们还嘴硬,有没有病,明天到医院一检查就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算帐!”

  我和李上进挨了一顿训,出来,悄悄问:“是谁这么缺德,跑到连里出卖同志?”嘴上不说,都猜十有八九是王滴。王滴跟“老肥”本来就不对付,“老肥”又曾顶掉他的“骨干”,他会不记仇?再说,王滴是班里的落后分子,平时唯恐天下不乱,这放着现成的事,他能不吹灰拨火?这奸细不是他是谁?回到班里,又见王滴在那里又笑又唱,越看越像他。我和李上进都很气愤,说:“遇着事儿再说!”可他向连里反映情况,是积极表现,一时也不好把他怎么样。只是苦了低矮黄瘦的“老肥”,在那里愁眉苦脸坐着,等待明天的命运判决。

  第二天一早,“老肥”就被一辆三轮摩托拉到野战医院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他一下摩托,看到他那苦瓜似的脸,就知道班里的“骨干”、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要给退回去了!

  “老肥”从车上下来,立即哭了。拉着我的手说:“班副,咱俩可是一个村的!”又说:“不知谁揭发了我。来时大家都兄弟似的,怎么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老肥。”

  “老肥”说:“这让我回去怎么见人?”

  王滴在旁边说:“这有什么不好见人的?在这也无非是甩甩手榴弹!”说完,甩屁股走了。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背后告密,当面又说这风凉话,我指着他的背影说:“好,王滴,好,王滴!”

  这时“元首”上前拉住“老肥”的手,安慰说:“‘老肥’,心里也别太难受。咱们都是‘骨干’,原来想一块把班里工作搞好,谁想出了这事!”说着,自己也哭了。

  入夜,大家坐在一起,围着“老肥”说话,算是为他送行。卸了领章、帽徽的“老肥”,脸上痴呆呆的。李上进说:“李胜儿同志虽然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都看见了,还当着‘骨干’……”

  我说:“李胜儿同志品质也好,光明正大,不像有的人,爱背地琢磨人。”看了王滴一眼。王滴躺在自己的铺板上,瞪着眼不说话。

  “老肥”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以前有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得原谅我。”

  这时有几个战士哭了。

  排长从屋外走进来,也坐下参加我们的送行会。他从腰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烟,破例递给“老肥”一支,吸着说:“李胜儿,别怨我,连里要这么做,我也是没办法。”说着,又递给“老肥”一双胶鞋:“回家穿吧。”

  “老肥”抱着胶鞋,哭了:“排长,我不该尿你一裤……”

  第二天一早,“老肥”乘着连里炊事班拉猪肉的车走了。临上车问:“班副,你给家捎什么不捎?”

  我说:“不捎什么。回去以后,如果村里不好呆,就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吧。我给我爹写一封信。”

  他点点头,一包眼泪,蹬着车轱辘爬上了汽车。

  汽车马上就开了。

  再也看不到汽车和“老肥”,大家才向回走。回到班里,又要集合去训练场练投手榴弹。这时大家都没情没绪的。我看着班里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觉得这些人都品质恶劣。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

  但集合队伍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老肥”走后的第二天,实弹考核开始了,实弹考核以后,就要分配工作。实弹考核的成绩,是分配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大家都很紧张。实弹考核是先投手榴弹,后打枪。

  投手榴弹之前,我找王滴谈话,告诉他班长说了,因为他投弹没达到三十米,没有投实弹的资格。接着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也是替“老肥”报仇的意思。

  “排长和班长都说了,你这人平时爱偷懒,不好好练习,现在拖了全班和全排的后腿,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滴急得浑身是汗:“我怎么没投弹的资格,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及格?”

  我说:“假弹还投不及格,真弹就投及格了?真弹会爆炸,炸死你谁负责?”

  王滴说:“假弹没压力,真弹有压力,说不定一投就投过了。”

  我说:“一投就投过了?你两投也投不过。我和班长商量,你手榴弹投不投,先给班里写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动机,为什么不好好练投弹?往深里挖一挖!”

  王滴一下把胳膊肘捋了出来:“我怎么不努力,看这胳膊练的!”又带着哭腔说:“班副,你们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我正色道:“什么叫整人?你这思想又不对了!你自己工作不努力,让你反省,是对你的爱护,怎么叫整人!难道你投弹不及格,还得大张旗鼓表扬你么?”

  王滴这时哭了,哭得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班副,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用不着这么背地给我穿小鞋。当初咱可是一个闷子车拉过来的!班副,我不就说话随便点,可没犯过大原则!”

  我说:“你犯不犯原则,我不知道。排长和班长让我找你,我就找你,别的我也不敢多说,省得叫人到连部去汇报,说不定把我也退回去!”

  王滴这时不哭了,半天看我,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又像蛤蟆一样伏到我脸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怀疑,‘老肥’退回去和我有关系?”

  我说:“我可没说和你有关系。再说,向连里报告情况,也是积极表现。”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涨红着脸,指着我说:“好,好,你们竟怀疑上我!你们怀疑吧,你们怀疑吧!班副,我算和你白认识了!既然这样,你让我投弹,我还不一定投呢!”说完,一溜烟跑了。

  我怔在那里。回到宿舍,把情况向李上进汇报,说:“班长,说不定向连里汇报不是他?”

  李上进摸着下巴说:“不是他,可又是谁呢?班里就这么几个人,掰指头算一算,也找不出别人。”

  我掰指头算了算,是找不出别人。

  李上进拍一下巴掌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别听他贼喊捉贼,这人品质一贯不好,汇报必是他无疑!”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时李上进又说:“班副,还有个事得商量商量。”

  我说:“什么事?”

  他说:“据你看,临到训练结束,组织上能发展我吗?”

  事情的头绪可真多。我叹了一口气,说:“班长,这事你不用再操心了,那天你给副连长搓背时,他不说的挺明确?”

  他点点头,又说:“我就怕‘老肥’的问题一出现,对我有影响。”

  我说:“‘老肥’的问题是‘老肥’,再说已经把人家退回去了,怎么还会影响别人?”

  他点点头,又说:“现在关键是看我了,得想法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说到这里,一下从铺板上跃起,“班副,我看还是让王滴投实弹吧。”

  我吃了一惊,问:“你不是决定不让他投吗?”

  李上进说:“要不让他投,他无非得个零分;可他一得零分,班里的工作也受影响啊!班里出了个零蛋,连里不追查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投不过三十米,出了危险怎么办?”

  李上进说:“实弹比教练弹轻几两,要万一投过呢?”

  我说:“那就让他试试?”

  李上进说:“还是试试吧,轮到他投弹时,让别的战士撤下来。”

  我又去找王滴,告诉他可以投实弹。但宿舍内外,横竖找不见他。我猜想他又犯思想问题,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我信步走到训练场的沙丘后寻找,也不见他。我心想:批评他两句就闹情绪,还跑得到处找不见,真不像话。接着就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的旷野上,有一黑默默的影子,在那里跑。借着月牙的光亮打量,身影有些像王滴。我过去,叫了一声“王滴”,那身影也不答。但我看清,确是王滴:原来正一个人跑来跑去,在练手榴弹。我忽然有些感动,说:“王滴,别练了,深更半夜的。”

  王滴不答,仍在那里投。

  我上前拉住他,说:“王滴,别练了,班长说了,让你投实弹。”

  这时我发现,王滴浑身湿漉漉的,胳膊肿得像发面窝窝。他赌气似的,甩开我的胳膊,仍投。弹投完,忽然伏到地上哭,哭得挺伤心:

  “班副,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当兵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王滴,班里并没有存心整你。”

  投实弹了。靶场背靠一个山坡。把弦套在小拇指上,顺山坡跑几步,“呼”地一下投出去,弦还在小拇指上,山间便“咣”地一声响了。这时要赶紧卧倒,不然弹片飞到身上不是玩的。成绩测定的办法是:三十米算及格,三十五米算良好,一过四十米,就算优秀了。

  第一个投弹者是李上进。他是老兵,只是作示范,不计成绩。李上进不负重望,一投投了好远。响过以后,大家都鼓掌拍巴掌。李上进甩着胳膊说:

  “好久不练这个了。过去我当新兵时,一投投了五十米。”

  这时“元首”上前一步说:“我争取向班长学习,一投也投五十米!”

  第二个投弹者是我,一投投了三十八米。大家挺遗憾,“再稍使一点劲儿,就优秀了。”

  李上进说:“不碍不碍,大家只要赶上班副,就算不错了!”因为连里评定班集体成绩的标准是:只要大家全是良好,集体成绩就是优秀。大家说:

  “不就是三十五米吗?投着看吧。”

  接着又投了两个战士,一个良好,一个优秀,大家又鼓掌。

  下一个轮到王滴。李上进问:

  “王滴,你紧张吗?紧张就歇会儿再投。”

  王滴没答话,立时就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掉了,把弦线往手指头上套。吓得李上进忙往后退:

  “王滴,马虎不得!”

  王滴仍没答话,向前跑着就扔,唬得众人忙伏到地上,纷纷说:“娘啊,他是不要命了!”

  听得“咣”地一声。大家爬起身,见王滴也趴在前面地上。大家悄悄问:“王滴,没事吧?”

  王滴没答话,只是从地上爬起来去拿米尺。用米尺一量,乖乖,三十六米。大家都很高兴。李上进上去打了王滴一拳:

  “王滴,有你的!没想到你适合投实弹!”

  王滴脸上也没露喜色,只是说:

  “就这,还差点不让投呢!”

  说完,掉屁股走了。

  李上进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连连告诉我:“我就担心王滴,没想到他投了个良好!这下班里肯定是优秀了!”

  接下去又投了几个战士,都是“良好”以上,李上进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最后只剩下“元首”。“元首”在训练中是投得最远的,大家都盼他投出个特等成绩。“元首”也胸有成竹,连连咳嗽两声说:“争取五十米开外吧!”

  吸完李上进的烟,“元首”上阵了。大家都要看他的表演,纷纷从掩体中探出头。“元首”不慌不忙地拧开手榴弹,将弦线掏出来,这时突然问:

  “班长,是把绳套在大拇指头上吗?”

  李上进在掩体中答:“是套在小拇指头上。”

  “元首”这时出现了慌乱:“怎么我的弦比别人的短,不会炸着我吧?”

  李上进说:“你投吧,弹是一样的。”

  大家纷纷笑了:“原来‘元首’是投得了假的投不了真的。”

  在大家的笑声中,“元首”向前跑去。跑了几步,胳膊一投,同时听见他叫:

  “不好,我的弦太短,听见了‘咝咝’声!”

  同时见他胳膊一软,但弹也出去了。不好!手榴弹没投远,只投了十几米,眼看在“元首”面前冒烟。“元首”也傻了,看着那手榴弹冒烟。李上进“呼”从掩体中窜出,边叫:“你给我卧倒!”边一下扑到“元首”身上,两人倒在地上。在这同时,手榴弹“咣”地一声响了。响过以后,全班人纷纷上去,喊:“班长,‘元首’,炸着没有哇?”

  这时李上进从地上滚起来,边向外吐土,边瞪“元首”:

  “你想让炸死你呀?”

  “元首”从地上坐起来,傻了,愣愣地看着前边自己手榴弹炸的坑。看了半天,哭了:

  “班长,我的弦比别人短!”

  李上进说:“胡说八道,军工厂专门给你制造个短的吗?”

  成绩测定,“元首”投了十五米。

  大家纷纷叹息,说白可惜了平日功夫。“元首”滚到地上不起来,“呜呜”地哭:

  “班长,我可不是故意的!平时训练你都看到了。”

  李上进这时垂头丧气,连连挥手:“算了,算了,你别说了。谁知道你连王滴都不如,一来真的就慌。”

  “元首”听到这话,更是大哭。

  实弹投掷就这样以不愉快的结尾结束了。大家排着队向营房走,谁都不说话,显得没情没绪。回到宿舍,倒见王滴喜孜孜的,哼着小曲,提杆大枪往外走,说要去练习瞄准,准备下边的实弹射击。

  这一夜里,“元首”明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戴着两只黑眼圈,在厕所门口堵住我:

  “班副,不会因为投手榴弹取消我的‘骨干’吧?”

  我安慰他:“‘元首’,别想那么多,赶紧准备下边的射击吧,不会撤销你的‘骨干’。”

  他点点头:“可会不会影响我的分配呢?”

  这我就答不上来了。说:“这我不知道,不敢胡说。”

  “元首”一包眼泪:“班副,我对不起你和班长,身为‘骨干’,投弹投了十五米!”

  我又安慰他:“‘元首’,千万不要思想负担过重。如果影响了下边的射击,不就更不好了?”

  他点点头,又抹了一把眼泪,果断地说:“班副,你看着吧,我原守不是一般的软蛋,哪里跌倒我哪里爬起!”

  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元首’。”

  瞄准练习中,“元首”很刻苦,一趴一晌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仍在那里趴着,托枪练习。

  射击开始了。射击分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分别是趴着打、跪着打和立着打;六十环算及格,七十环算良好,八十环以上优秀。李上进作了示范以后,先上来三个战士。不错,都打了七十多环。就是一个战士拉枪栓时给卡了手,在那里流血。李上进一边用手巾给他包扎,一边说:

  “打的不错,打的不错,回去好好休息。”

  又上来三个,其中有王滴。打下来,除了一个战士是及格,王滴和另一个是良好。王滴小子傻福气,刚刚七十环,其中一环还是擦边儿的。李上进虽然遗憾有一个及格,但鉴于上次手榴弹的教训,说:

  “及格也不错,及格总比不及格强!”

  这时王滴倒挎着大枪,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支,也不让人,自己大口大口吸起来。吸了半天,突然蹲到地上小声“呜呜”哭起来。大家吓了一跳。

  我说:“行了王滴。”

  李上进说:“不要哭,王滴,知道你打的不错。”

  又上来三个战士,其中有“元首”。我和李上进都有些担心。我说:

  “‘元首’,不要慌,枪机扳慢一点。”

  李上进拿出大将风度:“‘元首’打吧。打好了是你的,打坏了是我的!”

  “元首”点点头,对我们露出感激。但他嘴唇有些哆嗦,手也不住地抖动。我和李上进说:

  “不要慌,停几分钟再打。”

  这时在远处监靶的排长发了火:

  “怎么还不打?在那里暖小鸡吗?”

  三个人只好趴下,射击。射完,大家欢呼起来。“元首”打的不错,两个九环,一个十环。我和李上进都很激动:

  “对,‘元首’,就这么打!”

  “元首”嘴唇绷着,一脸严肃,也不答话。爬起来,提枪向前移了五十米,蹲着打。好,打的又不错,一个八环,一个七环,一个十环。我们又欢呼,拥着“元首”移到一百米。这时“元首”浑身是汗,突然说:“班长,眼有些发花。”

  李上进说:“只剩三枪了,不要发花。”

  “元首”又说:“班长,靶纸上那么多窟窿,我要打重了怎么办?”

  李上进说:“放心打吧‘元首’,再是神枪手,也从没打重的。”

  “元首”又说:“我觉得我这靶有点歪。准是打了六枪,打歪了。”

  李上进有些不耐烦:“你怎么又犯了手榴弹毛病?”

  这时排长举着小旗跑过来,批评“元首”:“怎么就你的屎尿多?我的手都举酸了!”

  “元首”和其他两个战士又举起了枪。“啪”、“啪”、“啪”三枪过后,老天,“元首”竟有两枪“啁”“啁”地脱了靶。另有一枪中了,仅仅六环。李上进傻了,我也傻了。傻过来以后,李上进赶紧蹲到地上用树枝计算分数。三个姿势加在一起,刚刚五十九环,只差一环不够及格。李上进也不提“打坏了算我的”了,责备“元首”:“你哪怕再多打一环呢!”

  “元首”也傻了,傻了半天,突然愣愣地说:

  “我说眼有些发花,你不信。可不是发花!”

  排长在一边不耐烦:“行了行了,早就知道你上不得台盘。扔手榴弹也是眼睛发花?”

  “元首”咧咧嘴,想哭。排长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他的哭憋回去了。只是喉咙一抽一抽的,提着枪,看前边那靶。

  实弹考核结束了。班里形势不太好。由于“元首”手榴弹、打枪都不及格,班里总成绩也跟着不及格。李上进唉声叹气地,一个劲儿地说:

  “完了,完了。”

  我说:“咱们内务、队列还可以。”

  李上进说:“只看其他班怎么样吧。”

  又停了两天,连里全部考核完了。幸好,还有三个班也出现不及格。我和李上进都松了一口气。但算来算去,自己总是落后中的,心里顺畅不过来。

  班里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元首”两次不及格,“骨干”的地位发生一些动摇。和过去看王滴一样,大家看他也不算一个人物了。他自己也垂头丧气的,出出进进,灰得像只小老鼠。虽然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但新兵连再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还能爬到哪里去呢?王滴投弹、射击都搞得不错,又开始扬眉吐气起来,出出进进哼着小曲,说话又酸溜溜的,爱讽刺人。有时口气之大,连我和李上进都不放在眼里。我和李上进有些看不上这张狂样子,在一起商量:

  “他虽然实弹考核搞得好,但品质总归恶劣!”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骨干”应该调整,把“元首”撤下来,让王滴当。但我和李上进找到排长:

  “排长,再有十几天就结束了,‘骨干’就不要调整了吧?再说,王滴这人太看不起人,一当上‘骨干’,又要犯小资产阶级毛病。上次他给连长送笔记本,让群众有舆论,后来也常给排里工作抹黑……”

  排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写好一张看看,皱皱眉头,揉巴揉巴,撕撕,扔了。这时把脸扭向我们:

  “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

  我们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下,挥挥手说:“就这样吧。”

  这样,班里的“骨干”就没有进行调整。“元首”观察几天,见自己的“骨干”没被撤掉,又重新鼓起了精神,整天跑里跑外,扫地、打洗脸水、掏厕所、挖猪圈,十分卖力气;王滴观察几天,见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升上去,气焰有些收敛。

  连里分配工作开始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整日提着心,不知会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去。但提心也是白提心。直到一天上午,连队在操场集合,开始宣布分配名单。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心“怦怦”乱跳,一个个翘着脖子,等待命运的判决。念名单之前,指导员先讲了一番话,接着念名单。名单念完,整个队伍“嗡嗡”地;但随着指导员抬起眼睛,皱起眉头盯了队伍一眼,队伍马上安静下来。

  由于我们班实弹考核不及格,所以分得极差。有几个去烧锅炉的,有几个去看库房站岗的,还有几个分到战斗连队的。全班数王滴分得好,到军部当公务员。虽然当公务员无非是打水扫地,但那毕竟是军部啊!——“老肥”没有实现的愿望,竟让王滴给实现了。我们都有些忿忿不平,王滴虽然实弹考核成绩好,但他平时可是表现差的。散队以后,就有人找排长,问为什么王滴分得那么好,我们分得那么差?排长说:

  “他够条件,你们不够条件。”

  “为什么他够我们不够?”

  “军部要一米七五的个子,咱们排,还就他够格!”

  大家张张嘴,不再说什么。人生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啊!

  “元首”是导致全班分配的罪魁祸首。“元首”虽然整日努力工作,但大家还是难以原谅他。他自己也是全连分得最差的:到生产地去种菜。名单一宣布,“元首”当场就想抽泣。但他有苦无处诉,只好默默咽了。回到宿舍,全班就数王滴高兴,一边整理自己的行囊,一边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元首”:

  “其实种菜也不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元首”抬眼看王滴一眼,也不说话。我虽然分得不错,到教导队去受训,但全班这么多人分得不好,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看王滴那张狂样子,便有些看不上,戗了他一句:

  “你到军部,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见军长,可以汇报个什么!”

  王滴立即脸涨得通红,“你……”,用手指着我,两眼憋出泪,说不出话。

  晚上连里放电影,大家排队去看。“元首”坐在铺头,不去排队。我说:“‘元首’,看电影了。”

  “元首”看我一眼,如痴如傻,半天才说:“班副,我请个假。”说完,抽被子蒙到身上,躺到那里。

  李上进把我拉出去说:“班副,注意‘元首’闹情绪,你不要看电影了,陪他谈谈心。”

  队伍走后,我把“元首”从铺上拉起来,一块到戈壁滩上谈心。

  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无寒意。难得见到的戈壁滩上的几粒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元首”没情没绪,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只是说:“‘元首’,人生的路长得很,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挫折,就磨掉自己的意志。”

  “元首”叹了一口气,说:“班副,我不担心别的,只是名声不太好听,应名当了兵,谁知在部队种菜。”

  我说:“你不要听王滴胡说,他虽然分得好,但也无非是提水扫地,没啥了不起。再说,他这人品质不好,爱背后汇报人,说不定时间一长,就被人识破了。”

  “元首”抬起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又安慰他:“你虽然分得差,但比起咱们的‘老肥’,也算不错了,他竟让给退了回去。提起‘老肥’,谁不恨王滴?”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

  “班副,我给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

  “什么话?”

  “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

  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

  “元首”愣愣地说:“是我!”

  “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

  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

  “啊?”我愣愣地看“元首”。

  “元首”哭着说:“没想到现在得了报应,又让我去种菜。班副,我这几个月的‘骨干’是白当了!”

  “你,你,”我用手指着他,“你这人太卑鄙了!”

  “元首”开始蹲在地上大哭。

  哭后,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

  远处营房有了熙攘的人声。电影散了。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这时“元首”胆怯地说:“班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

  我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去给军长开小车,你就谁都不告诉了?”

  “元首”又呜呜地哭,说:“要不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难受会儿吧,省得以后再汇报人。这么说,我们还真错怪王滴了!王滴这人原来真不错!”说完,扔下他一个人走了。

  “元首”在黑暗中绝望地喊:“班副……”

  

  再有五六天新兵连就要结束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到大点去买东西。大点是部队一个集镇,有几个服务社,一个饭馆,几棵柳树。周围却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家在那里买了许多笔记本,相互赠送,算是集结三个月的纪念。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各自要说的话。各自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祝进步”,“与×××共勉”等等。班里的人相互送遍了。“元首”这两天情绪低落,出来进去低着头,可能背地哭过,两只眼看上去像两只熟透的大桃。但他送笔记本并不落后,买了一大叠,每人送了一本。送我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道:“人生的道路不是长安街,与班副共勉”。我看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从大点回来,与他并排走。走了半天,他突然说:

  “班副,我马上要去种菜了。”

  我忽然有些难受,说:“‘元首’,到那来封信。”

  他长出一口气,又说:“班副,我还得求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说:“那件事,就不要扩大范围了。要传出去,我就没法活了。”

  我点点头,看他,说:“放心。”

  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不准备送本给王滴。”

  我说:“送谁不送谁,是你的自由。再说,他不也不送本给人吗?”

  王滴从大点回来,手是空的。他没买一个笔记本,只是口袋里装了半斤奶糖,在那里一个一个往嘴里扔,嚼吃。大家说,王滴这人可真怪,原来不该“共勉”的时候,他与连长“共勉”;现在该“共勉”了,他又一个也不“共勉”。大概是分到了军部,看不上大家了。没想到王滴听到这话,一口痰连糖吐出来,说:“‘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

  说完,撒丫子向前跑了。

  大家一怔,都好长时间不再说话。

  晚上,大家开始在宿舍打点行装。该洗唰的开始洗涮。这时李上进出出进进,情绪有些急躁,抓耳挠腮。我知道他又为入党的事。现在新兵连马上要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消息。等到宿舍没人,他来回走动几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

  “班副,你看看,眼看就要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说:“是呀,该啦!怎么还没有消息?”

  他说:“副连长不会骗我吧?”

  我想了想说:“身为副连长,说话肯定会负责任的。”

  他叹了一口气:“这可让人心焦死了。”

  第二天上午,我领人出去打扫环境卫生。扫完,回宿舍,见李上进一人在铺上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又为没消息犯愁,便说:

  “班长,该准备吃饭了。”

  没想到他猛地蹿起来,拉着我的手,咧开黑红的大嘴笑,叫道:“班副,有了,有了!”

  我问:“什么有了?”

  他说:“那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为他高兴,说:“让你填表了?”

  他不以为然地看我一眼:“你可真是,这点知识都不懂,那也得组织先找谈话呀!刚才连部通讯员通知我,说午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你想,不就是这事么?要是不让入,还会找你谈话?”

  我说:“可不!”

  他又拉我到门后,翻开巴掌,说: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怎么样!”

  手掌中又露出他对象的照片。

  我只好又看了看胖姑娘,说:“不错呀班长。”

  他长出一口气,又“砰”地打了我一拳,说:“一个月没给她写信了。”

  我说:“现在你就大胆放心写吧!”

  他说:“晚上再写,晚上再写。”

  中午,李上进饭吃得飞快。吃完,抹了一把嘴,又对着小圆镜正了正军装,对我不好意思地一笑,一溜小跑到连部去了。去了有二十分钟,我们正在午休,他蹑手蹑脚回来了。我欠起身问:

  “这么快班长?”

  他摇摇手,不说话,爬到自己铺位上,不再动弹。我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了,他在高兴之中,在聚精会神构思晚上如何给对象写信,没想到突然从他铺位上传来“呜呜”的哭声。把我们一屋吓了一跳。

  我急忙到他铺位上摇他:“你怎么了班长?”

  他开始嚎啕大哭。

  一班人都聚集到他身旁,说:“你怎么了班长?”

  李上进也不顾影响,也不顾人多,大声喊:“我×指导员他妈!”

  我们吓了一跳,问:“到底是怎么了?”

  李上进边哭边说:“班副,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怎么不像话?”

  “副连长明明说好的,让我入党,可指导员找我谈话,不让我入了……”

  我吃了一惊:“他说不让入了?”

  “说不让入还不算,还通知我下一批复员。你说,这样光着身子,让我怎么回家!”

  我倒抽一口冷气:“哎呀,这可没想到。”

  他又放声嚎哭起来。

  连里集合号响了,班里人都提枪出去集合,宿舍里就剩我们俩。这时李上进也不哭了,蹲在铺头不动。我陪在一旁叹气。他埋着头问:

  “班副,你说,我来到班里表现怎么样?”

  我说:“不错呀。”

  “跟同志们团结怎么样?”

  “不错呀。”

  “说没说过出格的话。办没办过出格的事?”

  “没有呀!”

  “班里工作搞得怎么样?”

  “除了投弹射击,别的不比人差!”

  “那指导员怎么这么处理我?”

  我摇摇头:“真猜不透。”

  他咬咬牙说:“指导员必定跟我有仇!”接着站起来,开始在地上来回转。转了半天,开始两眼发直。

  我劝他:“班长,你想开些。”

  李上进不说话,只在那里转。突然蹲到地上,双乎抱头,“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接着又站起,对着窗户喊:“我×指导员他妈!”

  我急忙把他从窗户口拉回来:“让人听见!”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听见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想活了!”

  到了晚上,李上进情绪才平静下来。到了吹熄灯号,大家围着劝他,他反倒劝大家:

  “都赶紧睡吧。”

  大家都为他心里不好受,默默散去睡了。连王滴也露出一脸的同情,叹口气去睡。脱了裤子,又爬到李上进的铺头,说:

  “班长,我这还有一把糖,你吃吧。”

  把一把他吃剩的奶糖,塞到李上进手里。

  熄了灯。大家再没有话。都默默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这是当兵以来让人最难受的一夜。连“老肥”退回去那天晚上,也没有这么难受。不时有人出去解手,都是蹑手蹑脚的。翻来覆去到下半夜,大家才朦胧入睡。这时外边“砰”地响了一枪,把大家惊醒。夜里头,枪声清脆嘹亮。大家被吓了一跳。爬起来纷纷乱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地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实枪荷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只几百公里。

  大家又“嗡”地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找他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的清清楚楚。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到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撒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精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

  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却不让我入,这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这和林彪有什么区别?林彪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林彪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到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地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边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撕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去?”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一九八七年九月北京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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