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作文网-沈从文传-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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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




  沈从文以不名一文的无名学子之身,在陌生的大都市熬过最初几个年头,终于没有如鲁迅所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到底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他个人的幸运——“遇到的好人实在太多”,却也证明了即便在那昏天黑地的污浊社会里,中国的国民性也并非完全堕入“酱缸”。当然,也决不能据此作出逆向的推论。沈从文的奇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决不仅仅是他在生命途路上所获得的长辈、朋友的同情。沈从文不是同情与帮助的被动承受者,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获得周围朋辈激赏的生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将“赐与”转变成一种人格平等的友谊。正如郁达夫与沈从文会面时所感受到的,沈从文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憨劲十足,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却虎虎有生气,竟能在有一顿没一顿情形中坚持学习。一听到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有这书出售的书摊边,装出买书神气,傍近卖书人聊天。人一熟,就坐在旁边小凳子上,将书看完。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穷困不是耻辱。当时北京风气,在学生圈子里,穷困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会因此遭人耻笑。那时,沈从文大冬天穿一身单衫裤,不仅没有被朋友看不起,反而获得身体好的赞誉。况且,他终于脱离了家乡那支半匪半军队伍,挣脱了自己头上不同等级的压力,尝到了摆脱人身依附、获得个人、“自由”的禁果,没有屈辱感。即使遇到如同在香山的遭遇也能及时摆脱。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的那份奇特的人生经历,这是他的多数青年朋友所没有的。他们欣羡沈从文的这份财富,沈从文也从这种欣羡中,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他是在朋友的相互依傍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走过了这一段不易想象的人生道路。

  到北京后不久,沈从文去燕京大学访问董景天时,曾睡在董景天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景天作长夜之谈。两人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谈得最多的还是沈从文。他向董景天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湘西种种民情风俗,在董景天面前展示了一个特异的世界,听得他倦意全失。由于通宵未眠,第二天白天,董景天就有些招架不住。可是到了晚上,董景天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两人又继续谈下去。就这样一连谈了三个晚上。这次夜谈改变了沈从文留给董景天的最初印象,对沈从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沈从文又一次让他吃惊。他想起沈从文第一次来燕大,自己带他去看电影的情景:……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命急忙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一个座位坐下了,神气间还有几分得意。——这个“乡下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董景天见状,不禁发愣,他不解沈从文何以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座位当他默过神来,忍不住在肚子里面笑了起来。

  没想到,在这个对都市生活缺乏常识、憨态可掬的山里人身上,竟藏着那样一个有血有肉、被细腻感觉到的人生世界。倘若终于有一天,他能将这感觉到的一切,艺术地组织成一个文学世界,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奇迹!最初,沈从文来找他时,他只是因田真一的关系,尽一个同学应尽的义务,而现在,他感觉在自己心里,正滋生着一种属于朋友才有的那种贴近与温情。

  1925年5月,沈从文上了香山,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捣毁了庙里的彩塑神像,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临时宿舍,沈从文便是搬进去住的第一位活人。傍近香山半山亭的,除这座天王庙,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院落,泥菩萨被拆除后,尚无人居住。院前院后荒草野树之间,大白天也有狐兔不时出没。到夜里,周围更是空虚荒凉,令人想起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描述的情景。

  有一天,陈翔鹤得知这一消息,竟独自骑了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成了沈从文的不速之客。

  陈翔鹤是个城里长大的青年,平时读书,深受陶渊明、稽康等人影响,羡慕这些古人洒脱离俗的胸襟。从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得知沈从文新居的情景,羡慕这个“洞天福地”;沈从文却是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对大都市一切正感到新鲜,虽然并不喜欢城市,也还没有厌恶城市,正以独住荒凉新居感到寂寞。虽然两人心境各异,这次会面却都各适其意。

  陈翔鹤在山上一连住了三天。每天早晨,两人来到“双清”旁山溪沟里,用搪瓷缸将一线细流舀进脸盆,或是走50级台阶,到半山腰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挹取活泉水洗漱。到了吃饭时候,就由沈从文下山到慈幼院取来,常常是几个冷馒头、一碟子水疙瘩咸菜。另提一洋铁壶开水,供两人解渴。生活虽然简陋清苦,却难得环境清幽。周围古松的清香里,沁入双清荷花池飘来的荷花淡香,充满离世脱尘的野趣。两人的精神状态都极好。从沈从文住处出天王庙大门,走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香山著名的两株“听法松”旁,晚上,沈从文和陈翔鹤就坐在这两株名松旁的石头上,谈文学,谈人生,谈天说地,谈神仙狐怪,作那时的文学青年所能作的浪漫之梦。到了夜半,四下里一片静寂,冷冷的月光从松枝间筛下,星星点点洒在两人身上谈倦了。沈从文就从屋里抱来一面琵琶,用他刚学到手的蹩脚透顶技法,为陈翔鹤弹奏“梵王宫”曲子。——后来,沈从文再也记不起这面琵琶何所来又何所去,连同他那一手蹩脚的琵琶弹奏功夫,都一并丢到爪哇国去了。

  这不过是沈从文与朋友交往的两个小插曲。只有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30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离”,前后长达近10年的悲欢哀乐,才是一曲动人情思的长歌。

  1925年初,沈从文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节,正以休芸芸为笔名,做着每个月得20块钱稿费的白日梦,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登在了1月13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崇轩(即胡也频)。胡也频曾就读于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1920年学校解散后,流落到了北京。1925年初,胡也频与项拙一起在西单堂子胡同内牛角胡同4号,以每期200份单张周刊作报酬,为《京报》编辑《民众文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也频再次来看沈从文时,身后跟了一个年轻女子,圆脸,长眉、短发,上穿一件灰布衣,下着青色绸布短裙,正站在门边望着沈从文笑。她就在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因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而特意跑来看看的。

  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生硬方式,直截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丁。”

  沈从文心想:“你长得像个胖子,却姓丁,真好笑咧。”

  从谈话中,当沈从文得知她的家乡在安福县(今湖南临澧县),而丁玲知道沈从文是凤凰县人时,两人都起了一点惊讶。待到谈话深入下去,陌生人之间固有的那种距离便在两人之间缩短了。

  ——1914至1916年间,南方起了护国战争。湘军曾以援鄂名义,经岳州开过湖北。那时我哥哥在筸军中作一名军佐,随队在安福县城住过一夜。住处是当地蒋姓大户的小姐绣房。房里挂了一幅赵子昂的白马图,给我哥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就是我伯父家,那张白马图是我伯父的一幅宝画。

  ——我父亲死后,我就随母亲离开安福搬到了常德。由母亲集资,办了一个女子小学。小学毕业后,我就去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女友中有个姓杨的,就是凤凰得胜营人。

  ——哈,我认识。六年前我还替她传递过情书,现在已做了我的大表嫂了。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潮,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冒险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从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辞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由于沈从文和丁玲的原籍同是湖南,故乡又傍近同一条沅水,两人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加上都飘流在外,共同的“怀乡病”将他们的友谊弄得密切了。

  沈从文由胡也频陪同,第一次回访丁玲时,丁玲已从补习学校宿舍搬出,独自住在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的是硬板子床,地面霉湿发臭,墙上糊满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用粉墨勾画了许多丁玲熟人、朋友的脸谱——她对艺术发生着兴趣,正为投考艺专而作准备。

  见丁玲和时下穷学生一样,住这等简陋房间,沈从文心里生出不少感慨。在这之前,他与新的女性缺少接触,总以为女子天生情感脆弱,气量狭窄,又怕累,又怕事,动不动就会流眼泪,喜怒哀乐全放到一些细微小事上。可是眼前这位女子,却能与许多男子一样,虽然无法正式上学,只能自己读点书,外出时学习欣赏北京街景,无钱时没法敷衍公寓主人,却仍能从从容容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圆脸长眉的女孩子,第一面给我的印象,只是使我温习了一番旧有的感想。她同我想象中的平凡女子差不了多少。她也许比别的女子不同一些,就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本行也不会,年轻女子媚人处也没有,故比起旁的女人来,似乎更不足道了。

  不过第二天我被那海军学生拉到她住处时,观念改变了些。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是同男子一样的人。①

  这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丁玲。由于长期飘流在外,眼下生活又毫无希望,丁玲常常想起母亲和夭亡的弟弟。加上正值青春期,对早年夭亡弟弟的思念,潜意识正发生着替代性的对异性爱的渴求,于是,她常常独自跑到僻静处痴坐痛哭。一天,胡也频一早用一个纸盒子,装了一束黄色玫瑰,花上系了一张写有“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的小小字条,托公寓伙计送给了丁玲。可是花送去后,半天没有回音,胡也频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手足失措,就跑到沈从文住处,拉着他出去散步。

  “她有个弟弟死了,她想起她弟弟,真会发疯。”沈从文早从胡也频神色间估到了他的心意,就说:“要个弟弟多容易!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是正可以作她的弟弟吗?”

  不想这无意中的一句打趣的话,正与胡也频早上的行为暗合。胡也频脸红了一下,似乎想分辩什么,却又无从分辩,便猛地在沈从文肩上拍了一掌,就跑开了。

  可是有一天,丁玲突然回转湖南去了。这一下急坏了胡也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生闷气。沈从文跑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他,只见房间里满地都是撕碎的报纸和书页。

  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别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别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①于是不久,北京城的公寓里便不见了胡也频的踪迹。——他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赶到湖南找丁玲去了。

  5月,沈从文上了香山;9月,因《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事件,沈从文受到训斥和威胁。正当他感到孤独时,阴历8月15那天,吃过晚饭,沈从文回到住处,见门上留有一张字条: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有熟人来访,沈从文十分高兴。他立即按纸条上所留的地址寻去,一路上胡乱猜测这两人是谁。等到一见面,没料到竟是胡也频和丁玲。见沈从文找来,胡也频一面拉着沈从文往屋里走,一面叫着:“有客来了,你猜是谁?”走到门边,沈从文朝屋内看去。一个熟悉的圆圆黑脸,睁着一双大眼睛朝外看人,脸上挂着几份羞赧腼腆。房内只有一张双人床。沈从文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新鲜事咧。”他一边笑着,一边朝屋内唯一的一张藤椅坐下去,说:“这是新鲜事情。”

  胡也频说:“这不是新鲜事情。”

  三人一齐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到见心斋池边,坐上一只无桨无舵方头船划水,互相说着分别后各自的情形。这时,慈幼院的孤儿们正联欢庆祝节日,箫鼓声从山上悠悠飘来,头上悬着一饼晕晕糊糊的圆月。返身时,他们各人买了一片糖含在嘴里,算是没有辜负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起初,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得到湖南方面的接济,所住房间虽不很大,地面却很干爽,屋前屋后都是枣树;又有井,用水也很方便,两人自己动手办伙食。一份新鲜的生活加上新婚的缠绵,日子过得十分兴奋。沈从文时常跑到他们那里吃晚饭,饭后便一起天南海北聊天。但过了不久,湖南方面的汇款便不能按时寄来,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就有点狼狈起来。到欲炊无米时,两人就结伴下山进城,或找朋友告借,或出入当铺典当衣物。到不便进城时,就跑到沈从文住处,三人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里的粗馒头。

  即便在这时,三人仍互相说着大话——假若每人每月写三万字文章,得30块钱,就可以自己办一个小小刊物,每周出版一次。还十分认真地商量刊物该取什么名字。每到这时,丁玲必说:

  “先生们,别把我拉进去,我不作文章。你们要我来,我就当校对,因为可以占先看你们写出的文章。”“没有你我们办不下去。”沈从文诚恳地说。

  “有了我就办得下去吗?我又不会写什么,派我充一角有什么用处?”

  “把你写情书的那支笔来写……”胡也频笑嘻嘻地说,随后望着沈从文作鬼脸。

  丁玲有点急了,“得了,得了,频,你为什么造谣言?我跟你写过情书吗?不能胡说八道,这一行你们男人才是高手!”胡也频打趣说:“你并不写给我什么情书,但我看你那样子,是个会写情书的人,不相信只要我们一离开就可明白了。”

  “你自己不害羞,我为你害羞。你们刊物我不管!”

  可是争论过后,丁玲反倒重新拟定计划,并笑着征求沈从文和胡也意频的见,口气早就软下来了。

  “文章我不会作,作了你们能高兴改改,那我一定作。”

  古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胡也频和丁玲之间,烦心的事正随着经济的拮据逐渐增多,两人终不免为着一点小事发生争吵。每到这时,其中一人必定跑到沈从文那里诉说心中委屈。到后,又总是由沈从文充和事佬,两边跑来跑去进行调解。考虑到目前境况,在这种每月九块钱房租的地方长住下去不是办法,沈从文建议两人搬到可以多欠一点钱的公寓里去。胡也频和丁玲听从了这个建议,终于搬到北河沿公寓——即那个上山前沈从文住过三个月,主人极好结识弄文学的朋友的那座公寓里住下了。

  虽然三人见面已不如先前方便,但只要沈从文一下山,总要到胡也频和丁玲所住公寓里去。并且,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期间,胡也频和丁玲住处,常有一些知名青年作家来访,谈起自办刊物,总有人说自己已与某报接洽好,正准备办一个什么周刊。待客人走后,丁玲总是说:“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胡也频总不放过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我们写一封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沈从文也总是苦笑,却不作声。他想起自己和胡也频到处接洽,给别人办一个副刊,却总是毫无结果的事,心想:假如我们对文学事业有一种信仰,不必和别人计较一时的得失。眼下,只能在沉静中支持。

  可是,胡也频只要一认为有机会,就会立即伏到桌上,给编辑朋友写信。写完后怕丁玲抢去,总要退到墙角里,然后念给另外两人听。末了,总是由沈从文签个名。丁玲说:“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肯登载,何苦又去做这种可笑事情?”

  胡也频却不觉得可笑,并硬拉着丁玲作陪,顺北河沿走到北大第一院门前,将信塞进邮筒。

  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实在呆不下去,便一起返回湖南去了。两人前脚走出北河沿公寓,沈从文因和慈幼院方面闹翻,又后脚搬进这公寓。这之后,胡也频不时从湖南写诗寄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这时正在《现代评论》当发行员,便将这些诗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和原稿字迹,都与沈从文相近,编辑都以为这些诗是沈从文作的。他俩都喜欢用硬笔头,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几乎没有区别。《现代评论》方面以为也频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丁玲也继续着同一书写方式。以至1927年,丁玲《在黑暗中》的各篇章开始发表时,《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见到原稿,也以为不出沈从文和胡也频二人之手。

  想不到因三人的这同一习惯,在1925年4—8月,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因上学无望,处境艰窘,就写了此信向鲁迅求援。

  信的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①鲁迅收到丁玲来信后,因不知丁玲其人,就托几个熟人帮他打听一下。

  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的笔名,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

  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②

  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①

  7月20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又就此事作了进一步发挥:

  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①

  后来,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遂涣然冰释。鲁迅很抱歉地说: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②1979年,景山在《新文学史料》上勾稽考证了这段往事后,这样说:

  932沈从文传

  ①

  ②艾云:《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载1942年7月22日《新华日报》。《鲁迅书信集》上卷:《75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欧阳兰,当时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孙伏园曾认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孥孥阿文”,指沈从文。1925年7月12日,《国文周刊》第5期刊登了沈从文所录一首镇筸方言民歌,歌曰:六月不吃观音斋,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里照螃蟹。

  “耶乐耶乐——孥孥唉,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了拿箩箩。”

  “孥孥阿文”即据此而来。欧阳公即欧阳兰。以丁玲之弟的名义拜访鲁迅的,是胡也频。丁玲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鲁迅先生于我》,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251

  沈从文和丁玲两位,现均健在。可是他们二人对1925年鲁迅书信中提及的这一公案,恐怕都毫不知情吧?①

  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1931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②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1922至1926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①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①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242沈从文传

  ①《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日本的高畠穰在他的《丁玲传》中,据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所说:“那时形式上我很平静,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推断丁玲正酝酿着向革命方向转变,并认定“这句话并非出自丁玲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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