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作文网-沈从文传-萨坡赛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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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7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10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862沈从文传

  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196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1000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1929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月10日和20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①——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②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①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②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20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10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1928年年底(或1929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8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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