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作文网-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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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①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①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1931至1937年,他就有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3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②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①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②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①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1936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1937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①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①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①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②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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