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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前后




  东方的天边已经泛亮,又一个黎明降临了。

  沈从文搁下手中的笔,从书桌前站起,轻轻地开了门,来到屋外,然后径直朝滇池方向走去。

  清晨冰凉的空气,直通入沈从文大脑神经中枢,不仅驱除了一夜伏案写作的疲乏,而且头脑反具少有的澄澈清明。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野外各种生物一一从睡梦中醒来。到处是朝露。一些知名不知名的野花,在露水朝阳中,显现出一种近乎纯粹的神性、自然的巧慧与生命的庄严。战争终于结束了。8月15日,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夜里,在沈从文居住的这个小村子里,最先得知消息的彼得,一个60岁的加拿大老人,提了一个搪瓷面盆,一面发疯似的狂敲,一面满村子里乱转,各处跑来跑去报信。那情形给沈从文的印象十分鲜明,正如同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苑,微雨中从北平上空掠过时所得印象相仿佛。这是位于一场大规模人类战争起点与终点线上,两个并不壮观的微小景象。然而,在这条线起讫点之间,却是长达八年的“时间”。填补这段空隙的,是万千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城大都的毁灭,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被蹂躏催残,万千种哀乐得失悲欢的交替……。热泪湿了沈从文的眼睛,心里反有了过去八年战争进行中少有的悲壮沉重。

  今天已是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事有凑巧,从报上载明的消息中,沈从文得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也将于今天在南京举行。几天前,沈从文已邀约了几个在昆明的朋友,来乡下相聚,一则酬答夫人十余年来操持家务的劳累,一则庆贺战争的胜利结束。昨天夜里,他写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9年前,在结婚3周年时候,他也曾以同样方式,写过一篇同题小说,送给张兆和作纪念。当时张兆和看过文章后,与沈从文打趣说:“你画得很像。可是,你为了词藻美丽,恰恰把我的素朴忘了!”

  ……滇池已在沈从文眼前铺开。水波在阳光中泛亮,一片碧水中,西山群峰在岚气湿雾中如一线黛绿色长眉。大自然的庄严神奇,使沈从文心动神摇。滇池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吸力,要牵引他朝湖中心走去。他又一次触到了“自然”与“生命”。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生命的价值观越转近一个疯子。”

  ——“你比谁都显得少不更事,就因为你缺少人必需的那点‘平常’!”

  耳边响起张兆和责备的声音,沈从文才记起清早出门,已忘了给家里打招呼。这时,张兆和说不定正为自己担心——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想起那个“素朴”,沈从文在路边采摘了一把带露的蓝色野花,然后急匆匆跑回家去。

  果然,张兆和正等在屋门口。她感到有点劳累,有点疲乏。结婚十余年来,她不仅要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应付一家人的“生活”,——沈从文是那样不会“生活”,而且要学习驾驭这个耽于幻想的不驯服的山民艺术家,精确而适时地将他从想像中拉回现实,像一个平常人一样去适应“生存”。别人用美丽的词藻去征服读者,他却照例用手中的笔征服自己,常常为想像弄得十分软弱又十分倔犟,在人事上比一个孩子还天真幼稚!时常在幻想中从星光取火,得到后又沉溺于另一个想像,无从挣扎,终于死去……,在一种习惯方式中恐吓自己。对生命的忧患,折磨得他永远不得安宁,却又无从离开这种想像。正如同一团离奇的星云,非得用一种极精微数学公式,才能将他捉住,放入正常的运行轨道。见沈从文回来,张兆和抱怨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孩子们都找你去了!”

  瞥见沈从文手里的野花:“为了这个好看,忘了别人的着急。”

  “不,正因为想照9年前写篇小说,纪念9月9日。文章还是那个题目,我却取得了那个‘素朴’,你瞧它蓝得多好看!”回到屋内,张兆和一边将花插入白瓷敞口瓶内,一边说:“你猜我想说什么?”

  “你在想,‘这礼物比什么都好!你的故事写完了,好好地睡两个钟头。10点钟我们再去火车站接客人。你太累了!’我将说,‘不,我不过是这一天有点累,你却累了12年!我想起就惭愧难过!’”

  “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惭愧!”

  从张兆和不甚自然的微笑中,沈从文依稀看见了一点泪光。……

  1946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因张兆和准备回苏州住一段时间,沈从文送母子三人到苏州后,独自先期回到北平。

  当天,沈从文即走到北平大街上散步,寻访阔别9年的古都。一切都十分熟习,似乎又有点陌生。天安门新油漆的高大门楼前,停放着一堆庞然大物。8个或10个轮子,托着厚厚的钢铁躯壳。一根长长的管子斜斜伸出,霸道地指向天空。外面虽用一层油布罩着,沈从文却明白那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不时有一辆辆6轮大卡车,满载了新征发来的壮丁,向城外驶去。沿路可见拦路铁网,有武装岗哨守住路口,对往来行人实施搜身盘查。还在昆明时,沈从文就常听人以新八股腔调议论国事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可眼前的现实却俨然最不留情面的讽刺,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中心照例拥有财富。目前南京虽有权势,上海也有财富,却一律打上了“美国”标记,两个中心原来与老美不可分!而北平这个“文化中心”,也正在用美国的军事装备来点缀!抬眼望望北平的秋空,有成群白鸽正振翅飞过,与目前现实极不协调。北平沦陷了8年,再加上种种新的政治忌讳,居然还有这种带象征性的生物,敢于在空中自由飞翔。拦路铁丝网前,此时正有两个衣冠齐整的绅士,下车等候检查,样子谦和而恭顺。这两位衣冠人物近10年一定不曾离开北平,在日本人统治下困辱了10年,已成了习惯,对眼前的新现实反倒更容易适应!

  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可是许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气间却有相通处。——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从台面上的伟人,到羊肉馆掌柜,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迹象。还有市侩官僚、下流侦探、改装汉奸混杂其间,正暗中策划从日本人手里抢收某项产业,或以过去一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种文化活动……。

  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轻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增加一点什么成份,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①再看看大街两旁,沈从文始发现满街人家屋檐下,都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个什么节日?问问旁边铺子里的人,原来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国教师节,北平正准备举行8年来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国各地也将于同一天举行典礼。这次苏州之行在平江府见到的那个文庙的影像,此时浮凸于沈从文的脑际。那文庙已是一片荒凉,两廊已变成马厩,几十匹军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养。两相对照,沈从文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些军马今天要不要牵出,好让一些老教师进庙行礼?军马可以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师道在仪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中讨生活。现实到处都是喜剧,然而从深处看,却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痛苦感。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800里战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人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重返北平的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一大批学者、教授。这时,内心的极端孤寂,已使废名的精神濒临崩溃,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参禅,并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种近乎迷狂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凄凉。沈从文理解他的心境,并能体验废名心灵深处的创痛,经常去废名处,陪他说说话。这时,沈从文也正阅读佛经典籍如(云芨》之类。废名一见沈从文,就说:“从文,你不要学什么道,要学就跟我学。‘道’就在我这里!”

  然而此时,沈从文并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由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加上抗战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基础,沈从文同许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样,正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沈从文还同时担任了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由沈从文署名主编,北平的《经世报》(由杨振声署名主编),《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实际编务由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战前的旧关系,也邀请沈从文参与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①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40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1947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50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26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25。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20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947年9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憎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启1947年9月这位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就是诗人柯原,时年16,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经常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平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诗作。30多年后,柯原回忆这段往事说:1947年秋,我的长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患了急性肺炎。当时医疗费十分昂贵,如今很普通的一小瓶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就要10几万法币,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病及去世后办理丧事,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老师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些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师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启事,大意是:为一家庭遇到困难的青年作者义务卖字,愿购者可将要求写的规格、内容等,寄到沈从文处,由沈按要求书写后,通知购买者将价款寄到该青年家中。沈老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书法又是很受人喜爱的。在启事刊出后,就有不少人写信购买。当然,这些人大抵也不是什么阔佬,而是凭着同情心来援助一个青年诗人的。记得当时我收到的寄款就有20多份,每收到一笔钱心中都是热乎乎的,有的人还写来了亲切的问候。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由于这笔款,终于将家中的债务还清了。母亲得知此事后,一直在叨念和祝福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肠的教授。①

  即便是困居云南期间,他也从未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这大约也是在欲助乏术情形下,不得已打破惯例的。在沈从文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己也曾陷入困境,并得人之助。因此,他能推己及人,尽其所能慷慨助人,并始终信守着这一可贵的为人之道。为柯原卖字,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事迹中的一例。这既与他的经历有关,也得之于他所具有的善良热情、慷慨好义的苗族血缘,同时又出自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的渴求。

  然而,这一件本身并无奇光异彩的普通人事,却作成了此后30余年的一段人生传奇。1948年,柯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遂失去了与沈从文的通讯联系。在此后长达3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一种无形的障碍梗阻在这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由于与沈从文曾有过的这段因缘,柯原还受到过政治上的牵连。直到1980年,柯原去北京出席“自卫还击作战征文”授奖大会时,才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长长的30年啊,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形成了长长的生活的、感情的断层。直到80年代,终于走到了断层的尽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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