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作文网-沈从文传-那朵小花,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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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朵小花,真美!




  1965年11月,江青等人直接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林彪伙周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16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被撤销;8月5日,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切都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眩目,那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打、咂、抢;逼、供、信;剃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等人类自残自渎行为,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实被涂上神圣灵光。在革命旗帜包裹下的极左思潮,迷乱了人们的理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权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权威形式进行。一方面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红五类”“黑七类”成为划线站队的根据;另一方面,任一“莫须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红”变“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囚。

  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以反逻辑形式逻辑地被视为革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罗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全”。且不说当年他与胡适等人的交往,抗战中“反对作家从政”,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共老手”成为戴在沈从文头上的第一顶帽子;又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在记忆里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被抄走了。女儿沈朝慧同时被勒令返回湘西。——朝慧是沈从文弟弟沈岳荃的女儿。全国解放前夕,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沈岳荃本来已经参加了起义,却因情况不明,在镇反运动中被误杀,直至30年后始得“平反”。1958年,沈岳荃的这个遗孤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并认沈从文为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做为“黑五类”,朝慧不可免在被驱逐之列。于是,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限期离开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批判。

  起始,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对批判会的组织者说:“你们别忙着批,应该先学习,学懂了再批。”这自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亵渎,得到的回答是“嗤之以鼻”,批判会照样进行。——人们既然已经习惯在既定结论下作文章,自然不会陷入在具体分析前提下作结论的“纯学术讨论”的泥坑。沈从文算得运气好,总算没有被拳打脚踢,但仍然尝到了“架飞机”的滋味。——由左右两人,一面按住肩膀下压,一面抓住两手反向上提,被迫弯腰、低头,整个人体如飞机形状。

  批判并不到沈从文为止,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沈从文的“黑后台”。其结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此书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稍稍熟悉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不难从中感受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早在1944年,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便被视作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当时,毛泽东就曾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①而现在,齐燕铭反倒因“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批判者并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因为齐燕铭“背叛”了原先的革命立场。也有人觉出其中的滑稽而不敢作滑稽之想。——人们必须强制自己按“现实”逻辑进行思想。

  在批判齐燕铭时,沈从文算是受到“优待”,因心脏有病,特许他在隔壁房间里听取大会的批判。

  沈从文虽因此事牵连别人而深感不安,但对自己的遭遇,已经看得十分平常,没有了委屈痛苦之感。他看到了这场革命中匪夷所思的喜剧色彩。既然几十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人正被人革命,今天革别人命的,明天又被人革,而许多同自己差不多的熟人朋友,有的已经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或者被折磨致死。自己还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

  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十分坚强洒脱。一天,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将他叫去,指着他放在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对他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于是,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如明刊本《古今小说》等。望着它们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沈从文心里虽觉可惜,却无愤懑,他简直诧异于自己的镇定和淡漠。但他明白,这是不能辩、也无从辩的时候。一切抗辩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于己有害,只能听其自然。

  一部分被认为没有问题的图书资料被留下了,并交还给沈从文。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一面将书交还沈从文,一面说:“你不要看不起我,以为我没文化!”

  这些人为什么那样自信,又如此自卑?极端的自信与极度的自卑之间,正有着一种奇怪的沟通。过犹不及,两极间的沟通,似乎正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对此,沈从文没有作答,也无从作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他默默地将退还给自己的图书资料装进一个大麻袋,步履艰难地拖着出了历史博物馆,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位于外交部后面的东堂子胡同的家里。

  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60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1969年7至9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1966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1957年在一张别人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35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1969年11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答:“到湖北去。”

  几天后,历史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与会者共27人。其中有五位年过60的老人,并且都是病号。

  会议的宗旨是动员与会人员去“五·七”干校,并规定每个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是两位副馆长带头发言,大意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照主席的话去做没有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犯错误。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十分高兴,连声夸奖:“还是老同志有觉悟。”

  见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从文信以为真,轮到自己表态时,便说:“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担心父亲的健康,跑到历史博物馆问领导:“下面情况如何?老人吃不吃得消?”

  一位副馆长回答:“那里美得很,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久,沈从文即发现,与会27人中,到后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老弱病残,远较他们年轻的反以各种理由留下了。后来又得知,这样一种搪塞无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被逼着要下去,那位说下面“美得很”的副馆长无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场。

  先是在动员会上,就有了明确交待:“你们去了,就要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不要再打算回来。除了煤球,什么都带下去。”

  沈从文照例信以为真。他估摸着:以一老病之身,自己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临行前,他将在京的几个至亲子侄叫到身边,把手头的一点积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从文每月只能领50元生活费。这时“落实政策”,按原工资补发所得——分给了他们。龙朱、虎雏、朝慧、黄永玉各得一份。

  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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